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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香港与兄长团聚的日子--- 关梧枝



　　 我与大哥分别三十余载，天各一方，原以为今生再难相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1979 年 5 月 23 日 ，我终于和兄嫂及诸侄在香港会面了！

　　 我永生难忘那天下午 5 时许，我由广州至香港，亲人们在火车站迎接我的情景，当我下车正向四周寻找亲人时，大侄女伯琨最先从人群中认出了我，诸侄快步向我走来，齐声亲热地呼叫着：“二姑！二姑！”

　　 看到眼前一个个酷似兄嫂面貌、仪态、声调的关门之后，我百感交集，倍觉亲切。更使我激动不已的是兄嫂随之走来。

　　 兄妹相见，抱头痛哭，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应从何说起。过了好一会儿，大哥伤心地说：“我的妹妹，若是在别处相遇，我都不认识了！”

大嫂紧握我的手，流泪劝说：“和梧枝妹团聚是件喜事，我们都别再伤心了！”真是别离重聚如梦幻，扶今思昔，不由我思绪万端……。

　　 别时我兄正英年，而今两鬓似霜染；
　　 昔日我尚一孩童，日月催我步中年。

　　 离车站后，驱车往医院，去探望患病住院的二哥（麟兆），见到二哥二嫂时，彼此又是热泪满面，泣不成声，那种悲喜交加的情景，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亲人团聚，合家欢乐。三个月朝夕相处，我们畅谈祖国大好形势，家乡新面貌；也拉家常，近离别情，拜访亲友，游览观光。

　　 总之，在港期间，兄嫂对我关怀备至，诸侄对我亦十分亲昵，使我深感温暖和安慰。骨肉情，无伦乐，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兄虽年逾七旬，但他的形象却和我幼年时的印象相似：高大魁梧的身躯，将军的气质，热情爽朗的性格。他声音宏亮，谈笑风生；特别是他热爱中华，十分关注国家民族的兴旺。

　　 他重孝道，手足情深；他思念乡里，不忘故旧；他……。这一切的一切，好像并未因时光流逝而改变。

　　 全国解放前夕，听说家兄去台湾了，探亲后，方确知他在辞去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职后并未去台，一直在香港过着隐居生活，深居简出，洁身自好。这对当时年仅四十开外的将军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

　　 从这一抉择可看出兄长刚直不阿，模视名禄的品格。 1975 年 蒋介石 先生去世， 蒋经国 先生请他去参加葬礼，并挽留他在台任职；一些老同学，老部属也都希望他留台，而他却婉言谢绝，仍返香港。

　　 有一天，我与兄长在客厅闲谈。我说：“大哥，您老住在这儿，都不爱咱们国家了！”

　　 他说：“不，大哥很爱咱们国家，不然，大哥打日本鬼子会那么出力？！”说完这段话后，他走进卧室拿出一本《抗日名将关麟征》对我说：“抗战时，你还小，看了这本书，就了解你大哥了！”

　　 那几日，我边看书边和大哥谈论。我见书中有兄长在北京协和医院病床上的照片，那么年轻，就问及他当时受伤的情况。

　　 大哥沉思着向我叙述了当年作战的经过。那是 1933 年 3 月，日寇进犯我热河、察哈尔境内的长城各重要关隘，当时他任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率全师与黄杰的第二师北上增防。

　　 二十五师抵石匣时，上级命令“就地待命”。而他见情况紧急，非抢先到达城口，就不能克敌制胜取得战场主动权。他出于爱国热忱，决然率本部二旅的四个团和师直属部队一万余人迅速北上，抗击日军第八师团一部于长城古北口，血战三昼夜，挫敌凶锋，取得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民党部队与日军作战的一次大胜仗。

　　 此役不仅战况激烈，且时间持续长达两个月之久，连日寇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战役是“激战中的激战”。

　　 在整个战役中，他亲临一四九团第一线阵地指挥作战，被日军手榴弹炸伤五处，浑身是血，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古北口战役大捷后，才包扎伤口，进北京协和医院治伤。

　　 因他身负重伤，战功卓著，当时北平各人民团体，各学校师生前往医院献花慰问者络绎不绝。新闻与论界也对他表示了热情的慰问和赞扬。《大公报》主笔还撰写了《爱国男儿、血洒疆场》社论，以贺其功。是年，他二十六岁。

　　 大哥还对我谈起台儿庄战役、湘北大捷等战役。他说台儿庄是山东境内运河北岸津浦铁路上的一个车站，也是一个大村庄。

　　 1938 年 3 月，日寇为了打通津浦线，实现其南北会合的目的，疯狂地向我鲁南进犯。欲先夺台儿庄，而占领徐州。他当时任陆军第五十二军军长，所属部队在此役中担任主攻，与日军战时间长，战斗十分激烈。

　　 他们与各方密切配合，浴血奋战，终于将日寇五万优势兵力，歼灭三万余众，给日寇以极为沉重的打击，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胜利。是役，显示了五十二军的坚强战斗力，在台儿庄战役中与五十二较量过的敌酋 坂 垣征四朗说：“关麟征的一个军应视为普通支那军的十个军！”

　　 1939 年 9 月，他任陆军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改任总司令。此时，日军第二、第六、第三十三师团约十万人进犯湖南，欲夺长沙。

　　 兄长指挥六个军，运用“诱敌深入”、“四面设伏”和“分进合击”等战术，击溃日军于汨罗河以南，长沙以北地区，促成了当时闻名中外的“湘北大捷”。

　　 在长达月余的敌强我弱的艰苦战斗中，显示出他统率大兵团作战的才能。当，湘、鄂、赣、粤四省群众组统代表团赴前线慰问第十五集团军，全国各地发来的慰问函电多达十万伯。

　　 湘籍旅美华桥李国钦先生从华盛顿侨胞中募集款项慰问保卫长沙的英勇抗日战士。是年，他三十三岁。

　　 聆听兄长叙述他抗日参战的往事，我深为大哥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兄自黄埔一期毕业，参加了东征、北伐与抗日诸役，坚毅勇敢，能征善战，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屡立战功。

　　 作为一个中华男儿，他履行了一个军人的职责，无愧于国家民族。因之，人们称赞他是满腔热血的爱国将军。

　　 又一次，大哥和我谈得正高兴时，我说：“大哥，您前半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渡过的，祖国、家乡人民了解您，谈起抗日，对您的评价是很好的。”他说了声：“是吗？”站起来，来回踱步。他沉浸在被理解和被信任的喜悦之中，我亦深感欣慰。

　　 我走向兄长身边说：“大家都希望您能为祖国统一作贡献，您还不老，完全可以为中华民族再做些好事的！”他和蔼地点点头。“我是炎黄子孙，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啊！”这次交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在香港的日子里，兄长的精神一直很好。早上，一起床就间：“梧枝起来了吗？快过来，和大哥聊天！”晚上，谈到十点还不想休息。谈得高兴时，他那陕西军人特有的爽朗笑声使全家人都乐了。

　　 大嫂在一旁说：“几十年没见你大哥这么高兴过！”侄儿们也笑眯眯地说：“爸爸和二姑真有说不完的话！”每当我谈到祖国的巨大成就和家乡的变化时，他总是兴致勃勃，由衷地希望祖国繁荣富强。

　　 1980 年 5 月，兄长在致友人信中写到：“故乡情况，每能自此间报刊上得悉其便概。今者，诸项政令顺应潮流，符合国家利益，工农大众必能振奋精神，热心生产建设，可予为之贺也！”寥寥数语，道出了我兄以国家民族至上的心声。他身在海外，心向祖国，使我甚为敬佩。

　　 “月是故乡明，水是胡乡甜”。大哥的思乡怀旧之情十分真切强烈。他爱陕西，思念西安、户县，很想念我们西安二府街的祖居家院和他出生地户县真花硙村。

　　 对家乡的风土人情，甚至一草一木都念念不忘。甚么西安的钟楼、鼓楼啊！易俗社的秦腔戏啦！家乡风味小吃牛羊肉泡馍，莲潮公园和我们二府街家房座向，院中的石榴树、水井、圆门，还有他为户县家乡创办的“兴中小学”、“振华中学”，以及村外的苍游河、老爷庙、戏楼、祖坟；至亲、老友和他童年时代的孩提之交，南巷的文杰，北巷的虎子，都一一问到了。

　　 探亲期间，我在香港渡过了一个端什节。亲人们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非常重视，并且完全按家乡习俗过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大哥在和我拉家常时，曾意味深长地忆起在家乡渡过的中秋之夜，明月当空，庭院中全家欢度团圆节的情景。兄长对家乡过旧历年，大年三十，家家敬祖先，贴对联，父母给压岁钱，初一“鸡起”（即天刚麻麻亮时之意）吃臊子面，还有 正月十五 元霄节，玩花灯，打秋千，耍社火，敲锣打鼓放鞭炮的热闹欢乐场面，以及户县家乡每年冬夏，农历 六月二十一日 ， 十月十三日 过村会，亲戚们欢聚交谈，小孩们嘻戏耍闹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可见其感情之深厚。

　　 我从《大公报》上看到 缪云台 先生夫妇由美国回北京定居的消息，便问：“大哥，你认识 缪云台 先生不？ 缪 先生八十五岁，夫妇俩最近由美国回北京定居了，您要是回去，就在咱们西安住，我爱陕西，家乡太好了！”兄长思乡怀旧之情，感人肺腑。

　　 还有一事使我难以忘怀，兄长生平甚重孝道。我到香港不几天，他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故乡祖坟的情况，我的回答使他非满意。兄对我说：“枝妹，明天我们天同去上父坟吧！”我说：“好的，要去。”

　　 次日，兄长带我和侄等同车前往。抵父坟地，点香烛、摆供品、烧纸衣、纸钱，兄首先叩头拜父，我和侄等随之拜祭。侄儿告诉我，每逢祭日，其父均带子孙按时前来拜祭；并多次给与父坟相邻的坟墓点香烛、焚纸钱，意在希望邻者与远故他乡的老父于九泉之下和睦相处。

　　 这在别人看来，是多余的，而我兄素重仁义，他认为：“多余胜于不足。”我们在父坟停留许久，兄长遥望不语，我知兄之所思。返回途中，兄长同我反复谈及父亲临终时，他曾向老父许诺以后定将老人遗骨迁葬故土之事。还说：“至今心愿未了，实为不安！”我宽慰大哥说：“您不用为此焦虑，今后往来方便，您的孝心是完全能办到的！”

　　 但令人万分悲痛的是我兄不幸于 1980 年 8 月 1 日 在香港病故，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与兄长团聚后之话别竟成永诀。我失 1 去了一位敬爱的兄长，内心的悲伤，无法名状。鸣呼哀哉！父兄两代逝海外，遗骨何日能归来？

　　 兄长在香港逝世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和全国各省报纸均及时发布消息，刊登了兄长简历。徐向前元帅致唁电：“噩耗传来，至为悲恸。黄埔同窗，怀念不已。特此致唁，诸希节哀。”

　　 兄长在内地的生前好友王文宇、王万龄、孔从周、刘希程、杜聿明、李仙洲、李奇中、宋思一、陈铁、郑洞国，侯镜如、黄维、阎揆要、韩浚、廖运泽、覃异之等也发了唁电：“惊闻雨东兄病故，深为哀悼，原期京华叙旧，共乐晚年，宿愿未偿，甚为悲痛，言不尽意，敬盼节哀保重。” 友情深厚，至为感人。

　　 举殡之日，黄埔旅港各期同学及亲友数百人执绋，新华社香港分社，全国政协、徐向前元帅送了花圈，可谓哀荣。令人感到安慰！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决不会被人民和历史遗忘的。

　　 大嫂 徐孝仁 女士端庄贤淑，佑书达礼，为我兄之贤内助。数十年间，兄嫂互敬互爱，同甘共苦，嫂夫人颇为家人和亲友所敬重。

　　 长兄遗有二子四女及十多个孙儿孙女，现分别旅居香港、美国等地，侄辈教养良善，学有专长，多从事科技工作。每当省亲旧来的亲人们目睹祖国伟大成就和故乡新貌时，均赞赏不已。对从事科学教育或企业贸易工作，均直接或间接地力求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尽炎黄子孙之责。这也使兄长的遗愿得到了补偿。令人欣慰！

　　 我是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西安解放后，我读完中学，上了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为人民服务；几十年来，我亲成果来之不易。确实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党关怀鼓励我， 1979 年增补我为陕西省政协委员， 1983 年又选我为省政协常委，我为党没有做多少工作，而党和人民却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实感当之有愧。

　　 兄长生前得知我任省协委员时，曾在致友人信中云：“梧枝妹谬获拔握，尚望兄多多指教，使无负无政府及人民之所托，是为至盼！”这亦是长兄对我的遗教，自当铭记在心。祖国前程似锦，炎黄子孙无不深感自豪。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为祖国统一和实现四化尽心尽力。

怀念先岳父关麟征将军--- 柯大澍

　　我中华民族空前团结，抗日御侮，取得最后胜利距今已 40 周年。在国内海外一片纪念庆贺声中，我不禁深切怀念起先岳父关麟征将军，他的一生，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奋战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打日本鬼子的一生”。

　　我第一次见到关将军，是在西安西郊的大营盘，陕西中学生集训总队的所在地。时间约在 937 年春夏之交，他应邀前来作专题演讲。

　　他穿着草绿色军衣，在总队长宋希濂将军陪同下，于军乐声中走上讲台。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给大家以英武威严的印象。

　　 就在同学们全体肃立，静待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不知从哪里竟窜来一头野犬，值星官正要趋前处理，他已大喝一声“狗！”，随即举足一踢，那野犬也就负伤夹尾而逃，使略显尴尬的场面，变为一幕轻松有趣的穿插。

　　 同学们看在眼里，乐在心头，觉得这位大家心仪已久全国知名的将军爽快豪迈，不拘小节。事实上，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到他性格的一面。他处事待人，一向坦坦荡荡，直接了当，剑及履及，不喜欢转弯抹角、讲形式、摆排场，这是我追随他多年的印象。

　　记得那天讲题是《日军战法》。他除了阐述日本军队在攻击防御时常采用的一些战惯技之外，还特别称许日军官兵的服从性强，基本练好，至于射击技术精良、独立作战的精神与能力。更其是日本鬼子的特色与优点。

　　 他语重心长地要同学们紧记在心，作为参考，以便将来有机会在战场上与敌周旋时谋求对策，争取胜利。那时全面抗战还未开始，他是全国极少数曾与日军交过锋的将领之一。

　　 当天所讲，大部分即取材于他几年前率所部第二十五师迎击日军于长城古北口的实战经验，内容生动翔实，同学们听来兴趣浓厚。他讲条理分明而态度恳切，激昂慷慨的言词中，洋溢着爱国热忱，大家深为感动。

　　抗战第二年 4 月，我军在台儿庄大捷，举国振奋，关将军所统师的第五十二军，正是这一战役中的主攻部队之一。

　　 西安学界组织了前线慰劳团。作为其成员之一，我在鲁南邳县一个小村庄的农家里，再次见到关将军。

　　 同学们向他以及他的参谋长姚国俊将军面致恳切 2 问之后，我及一位姓权的同学，当面向他提出了立即从军走上战场的要求。

　　 关将军略一考虑后对我们说：“你们年纪还小，高中没有毕业，又没有充分的训练，军队里难找合适的工作，还是回去先把高中念完，以后想上黄埔军校，我保送你们，要上大学也行，如果经济有困难，我供给你们……”

　　 后来经我与权同学一再恳请，关将军终于满足了我们的愿望，让我们在军司令部里当上了“政训员”，不久我又被调到电务室，担任翻译来往密电的工作。

　　 关将军一生爱护青年，奖掖后进，军务繁忙中，遇有机会，总不忘培养部属进修深造。

　　 1939 年秋，我与总司令部里的四位青年同事（他当时已以战功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由湘北前线往湖南武岗入黄埔第二分校受训，就是由他保送去的。

　　 还有一位当电务员的 尹 君，工作努，求学心切，也是在关将军的帮助下，由中学而读到大学毕业。

　　 尹 君现在美国，前不久还在给我的信中，特别表示感谢雨公（关将军号雨东）对他的裁培。前年我与友人游泰山、孔庙，回程乘公路车由曲阜往徐州，祖国大地依稀是我当年所见景色，我晋见关将军的那间农家小屋，说不定就在眼前繁花丛树掩映下的某个村庄内，一时望风怀想，感念不已。

　　我接到军长手令当起攻训员的次日凌晨，还未来得及领换军服，就被军长的随从副官从床上推醒，匆匆忙忙上了一辆已在发动着敝篷汽车。

　　 晨雾迷蒙中，军长及参谋长也上了车，坐在驾驶室的一侧。与我们慰劳团四个男女同学一起挤在车后厢的，还有军委会派来前方的联络员、几位中外男女记者，以及军长的四五个配带了驳壳枪的卫士。

　　 原来我们就要经徐州、归德去湖北随县，与分别自防地开往那里的部队会合，进行补充整训，以便接受新竹旳作战任务。后来才知道，当时上级已决定放弃徐州，重组战线。我们乘车南下而后西进，事实上乃是“突围”，随时都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

　　 我们行经饱受敌机肆虐的徐州时，但见火光冲天，一片残垣断壁，难民如潮，加亲着伤兵游勇，四处奔逃。

　　 司令长官部的所在地已是一片混乱。经杨楼、黄口再继续西进，已有枪炮声从北面传来，以切断陇海路交通为目的的南窜之敌，有可能出现在我们去路的前方。

　　 由于情况紧急，途中已少见人迹，空旷的公路上就只我们一辆汽车向西疾驶。枪炮声则是一阵紧过一阵了。

　　 我们从一个小村口经过时，村民突然四散惊逃。我们大为惊讶，连忙停车查问，原来敌军坦克车刚从这里开过去，路上还留着履带辗过的痕印，乡亲们望见我们的汽车，还以为又是日本人来了。

　　 当下我们请了一位村民作向导，时停时进，左穿右插，近黄昏时分，终于通过敌人警戒线，到达第二十五师师部，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一下车，师长张耀明立即向关军长报告了好消息：当天上午，我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旅的苏罗通炮队在李庄车站附近，一举击毁日军坦克车 12 辆，来犯之敌遗尸数十具而逃。大家听了，立即沸腾起来，汽车上一整天的巅簸之苦及担惊受怕遽然消失，虽然全天颗粒未进，也顾不得吃端来的饭菜，要求立即往战场一行。

　　 除军参谋长以外，大家又登上汽车，由一位军官带路，只十多分钟就到了目的地。那时战斗早已停止，四野寂然，但见夕阳之下的麦地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日军死尸。

　　 我极目远近搜寻，数出七辆已不能动弹的日军坦克车。我们登上最近的一辆，一位士兵正在敲敲打打拆卸车上记载制造时地及型号等的铜牌。

　　 我们还把伏卧在那辆坦克车外的一具日军尸体翻转过来，看得出是个很年轻的汉子，那是我们同车男女十多人，第一次见到日本侵略者竹旳面目。目击其“死翘翘”的下场，各人兴奋得在归途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那次“突团”，惊险百出，连军长随身配带的左轮在内，车上只有不到十支短枪，根本谈不到战斗力，碰到敌军，只有死路一条。

　　 有几次，敌机临空，汽车只好暂在路边隐蔽，军长参谋长走下车来，查阅军用地图，瞭望附近形势，以决定前进路向。当时敌情既不明了，友军又无法联络，枪声起伏，敌人随时可能在面前出现，大家紧张得几乎能听见彼此的呼吸，但关将军气定神闲，谈笑自若，绝无惊恐之态，真是“勇者不惧”。

　　 以后我又曾曾追随关将军参加过瑞昌战役、金牛战役，及 1939 年秋间的湘北第一次会战。前两者打得有声有色，完成了作战任务。 后者更造成抗战后期有名的湘北大捷。

　　 他不但指挥大军才能优越出众，为大家所公认，临阵时的勇敢、沉毅与冷静，也深为部属心折，从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战期间，我方空军力量薄弱，不戈肶对前方作有效支持，而对空火力又不足够，因而敌机的侦察轰炸与扫射几乎无日无之。

　　 临近前线的大小村庄祠当庙宇，往往是我军各级指挥部或通讯补给枢纽，更成为敌机的目标，被炸的危险很大。

　　 但关将军选择其司人部位置，无论攻击防御，完全以作战的需要为主，每次都尽量接近第一线，所属各军指挥所，也随着挨次推前，目的在便于观测敌情，激励士气，确实掌握部队，而兼具“督战”之意。

　　 敌机来袭时，听到警报号音，总司令部里的人员，常跑到屋外低洼处掩蔽起来，却从来未见过总司令也出来跑警报。

　　 1938 年 8 月，敌人沿长江西犯，我马垱要塞陷落，瑞昌方面告急，他奉命率军驰援。抵达目的地后，军团司令部各处各室还未布置停当，他马不停蹄，只带了少数参谋人员及卫士，直奔当时战况最危急的第九十二军前线，把局势稳定了下来。

　　 远在全面抗战还未展开的 1933 年 3 月，他率所部陆军第二十五师与日寇血战于长城古北口，身为师长，负伤多处，也是在第一线被敌人手榴弹炸伤的。

　　 1980 年 7 月 30 日 晚，他在家中突陷昏迷，入院急救，医生护士看到他胸前当年的累累斑痕，还以为是动了甚么手术留下来的。关将军热血爱国，责任感强烈而胆略过人，在战场上全心全意对付敌人，很少考虑自身安危。

　　 语云，将在谋，不在勇。关将军临战，除勇于负责，勇往直前之外，谋略层出不穷而不墨守成规。

　　 瑞昌作战时，他面对火力强大的优势之敌，鍳于本军鲁南之役，有作战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及士兵伤亡重大，而新兵训练不足，经验全无，又根据当地山多林密的特点，扬弃传统防御方式，以营为单位轮番上阵，拼死抵抗， 24 小时后必予换防休补的办法，顶回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猛攻，全军阵地得以坚守十九天，歼敌无数而寸地不失，完成了作战任务。

　　 金牛之役，他了解上级意图，但并不遵照其具体指示，撤退至指定地区进行阵地防御，而把兵力分散配置于广深的、敌人必将经过的地区之内，步步为营，攻守兼施，求战而不恋战，大大迟滞了敌人的攻势，达到了上级要他“坚守一星期，掩护武汉物资安全撤退”的目的。

　　 如果遵照命令，退往指定点线布防，敌人沿路无阻，尾随而来，我工事未设，立足未稳，战果就不一样了。当时接受他命令的一位军长，是他的黄埔同期好友，见他部署作战与上级指示不符，恐与未便，期期以为不可。关将军马上将自己的方安以书面命令下达，以明责任而坚定其信心。在战场上，他的智慧，确是高人一等。

　　 湘北大捷前一个多月，英法联军在欧洲节节败退，法国殖民者可能在远东屈从日寇假道越南运兵的要求，那就会威胁到我后方腹地云广西，严重影响抗战全局。

　　 关将军打完湘北那一仗后不久，奉命率所部第九集团军两个军开赴滇南，设总司令部于文山县，担任滇越铁路以东云南国境守备。

　　 此时，日寇已占领越南，重庆军事当局准备指挥中央军及广西的十六集团军共同入作战，驱逐日寇，重新打通海防与国内交通之企图。

　　 他鍳于责任重大，督饰各部队，一方面在重要处所构筑坚固工事，一方面加强部队训练，并根据任务要求、地形特点以及自己所掌握的兵力，订出一套别出心裁的作战计划。以期歼灭可能来犯之敌于阵地前。

　　 在训练方面，他特别强调官兵射击、劈刺及手榴弹投掷等基本战术的提高，不断进行检查、校阅及比赛。对成绩优良的个人及单位传令嘉奖，以资鼓励。又由他亲自主持战术讲习班，分批召集全军将校受训。

　　 除了讲授一般的攻防原则，及由各部队长报告其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外，主要的项目，就是研讨关将军当时拟定的作战计划。

　　 由他自己讲解其计划阵地编成及兵力配置的细节及其理由，并晓以战斗各阶段的要领及要求，使参训者反复讨论，各抒己见，做到人人理解，上下一心。他还在自己住石婆庙内，摆了个大沙盘，布下模拟阵地，由他自己担任守方，鼓励参训学员不论职务级别，随时想到破阵之法或别的问题，直接找他当面辩难讨论。

　　 他对部下一向要求严格，令出必行，但也虚怀若谷，重视部属意见，善于集思广益。那几年的备战功夫，真是做得十足，士饱马腾，人人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等敌人来时，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但自 1941 年春，部队进驻滇南布防，迄 1945 年抗战最后胜利，将近五年，日寇始终未由云南边境北犯，此一地带得保安宁，达到了国家当时的战略要求。多年后在香港关将军与朋友闲谈时还笑着说：“那时真恨不得发请帖，要日本鬼子来较量较量。”

　　 打完日本鬼子，取得最后胜利， 1949 年冬，关将军未就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陆军总司令职务，由成都与家人飞来香港。香港曾是中国领土，香港的社会实质上也还是中国人的社会，他选择在香港定居是很自然的事。

　　 在香港定居的漫长岁月里，他“无官一身轻”，以读书、写字及教导子女为乐，也常与一些新交旧友来往。

　　 他熟读中国史籍，记忆力强，在与朋友交谈中，月旦人物，纵论今古，多有独特见地，座中无论是学者、名流，或工商界人士，对他的谈论，莫不深感兴趣。

　　 朝鲜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未南下，战局瞬息万变，有次与朋友聚谈，他断言美军不久可能自仁川登陆，后果如所料，朋友们都佩服他眼光独到，判断准确。

　　 他虽然已经“不在其位”，对国家大事还是十分关切的，从报上读到国家建设方面的各项成就，总是高兴得津津乐道。那些年，香港一般人渐渐喜欢旅游，他的兴趣倒不大。

　　 1972 年春，在夫与女儿陪伴下，曾往美国及欧洲各地漫游月余。回港时，家人往机场迎接，他一走出来，就摇手表示旅游没有甚么意思，“以后再也不去了”。

　　 但他对欧美各地的科技先进、市面繁华、人们生活看起来富足，还是留下深刻印象，说是毕竟开了眼界，并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应该急起直追。数十年来，书法是他的主要爱好，居港期间，为了遣兴寄怀，写得更勤而书艺精进。

　　 他的大莫很有气势而自成风格，曾参加过展览，颇获好评。为日常消遣，他喜欢与家人一起看电影，对国内作的戏曲影片，如《借东风》、《杨门女将》等十分欣赏。

　　 有次全家大小同往看晋战的《六月雪》，由于影片中的唱腔与道白与秦腔极为近似，不免触动了他对故乡故人的思念，他看得流下泪来。逢年过节，全家老少欢聚一堂，每有三人“自乐班”的演出。他的令弟麟兆，是秦腔胡琴高手，他自己擅唱《淝水之战》，我来一段“平贵打马到城南…”，常获他老人家拍手叫好。那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恍如昨日！

　　1975 年 4 月，蒋介石先生病逝，台湾举办大规模丧礼，他本未打算前往吊唁，后经那边函电催请，他念及曾与蒋先生有过师生之谊，自己长期是他的僚属，在他的指挥领导之下抗日卫国，建功立业，如不亲往奔丧致祭，于心难安，故偕夫人由港飞台。

　　 丧礼前后，在台湾呆了一个月。抵台当天，朋友同学数百人在机场相接，他与黄杰私交很厚，两人户见，抱头痛哭。留台期间，看望了许多老朋友及几位长期卧病在床的当年部下，又曾往几位亡故的师友坟前拜祭及探望其家人。

　　 他与夫人住在亲家刘玉章 家中，每天有很多人看望他，在他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毕业的各期同学，去拜见老校长的，为数更多，以致他不得不分批会见。离台时，又是几百人到机场送行，朋友们的情谊，令他深为感动。

　　 他重视孝道并常以“慎终追远”的道理教导晚辈，尊翁树铭公于 1950 年病逝，安葬在香港的“华人永远坟场”，每年清明及除夕，他一定带领家人登山拜祭，风雨无阻。至今家人仍依期拜祭。

　　 他生前热爱祖国，如他健在，看到国家励精图治，进行各项改革，农村城市一片繁荣兴旺，国际上的威望日隆，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他必深感兴奋，更增强他国家终将统一的信念。

　　 他的长子伯男，年前曾回故乡进行短期的医学交流，晚辈的工作岗位虽在海外，但殊途同归，也能对国家的现代化，尽其绵薄。这些都与他的夙愿相符，可视为对他遗志的，当能安慰他的在天之灵。

　　 我这里写下一些往事鳞爪，思潮起伏，掩纸默想，深信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他的一生是光荣而无憾的。

　　 刘玉章早年曾任关将军部下团长、师长，辽沈战役时，任第五十二军军长，后曾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缅怀关麟征将军---宋希濂

　　关麟征将军原名志道，字雨东，生于陕西户县真花硙村。其父以农为业，因频年遭受天灾人祸，以致家境清寒，负债累累，这在少年时代的关麟征心灵深处却激励了发奋图强，报效家国的雄心壮志。

　　 关麟征将军自幼在私垫读书，深受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未及冠，蒙陕西草圣 于右任 先生引荐，赴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军事，与吾同窗挚友，朝夕共处，情同手足。

　　 回忆将军自 1924 年入黄埔至 1949 年隐居香港，其间纵横沙场 25 年，指挥将士数十万，历经东征、北伐、抗日诸役，身经百战，先后 6 次负伤。

　　 关将军有胆有识，智勇双全，在半生戎马生涯中，他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为国家建立了赫赫战功。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长城古北口及台儿庄两役。在这两次中外闻名的战役中，关将军运筹帷幄之英明，临危不惧之刚毅，视死如归之胆略，堪称我国军人之典范。现据记忆所及，分述如下：

　　 1933 年春，日寇进犯华北，当时形势十分危急，如长城有失，则平津难保。在此危难存亡之秋，关麟征临危受命，亲率第二十五师据守长城古北口，部队由北平开赴古北口途中，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征一夫一车，由战士们自挑炊具，肩扛辎重，因而受到群众热烈拥护。

　　 我二十五师健儿在关将军指挥下，刚以抵达古北口，工事尚未构筑，日寇空军即开始袭炸，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亦开始向我军发动进攻，关麟征将军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部队见师长以身作则，受到极大的鼓舞与教育，因而人人奋勇杀敌，悲壮无比，虽伤亡惨重，但仍坚守阵地，使日寇侵略气焰顿挫。

　　 在此次战役中，关麟征将军不幸负伤，就医于北平协和医院。消息传出，在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前往医院慰问，终日络绎不绝。

　　 张季弯 先生发表文章，题曰：“爱国男儿，血洒强场”赞扬关麟征的爱国牺牲精神。黄杰将军亦赋诗致敬。诗中有云：“争说君无敌，投鞭我不如。”对关麟征将军的英勇善战，大有自愧弗如之意。

　　 斯时，侵略古北口的日军亦深深为关麟征部队的军威所震摄。未几关麟征创伤未愈，又扶杖重返前线。从此以后，日寇对关将军畏之如虎，而国内人民群众对关麟征歼敌古北口，张自忠杨威喜峰口几乎家喻户晓，一时传为佳话。

　　 1938 年，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中，日寇五万余人，被我军歼灭三分之二，其余溃不成军，失魂落魄。战后敌我双方一致公认负责主攻的关麟征将军所率第五十二军打得最猛，歼敌最多，因而受到上嘉奖，关将军亦由第五十二军军长擢升为军团长。

是役有两点值得大书特书：

1. 关将军善于与友军密切联击，协同作战，英勇沉着，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2. 第五十二军官兵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关将军对日寇采取分割包抄及大迂回的战略，将顽敌逐步歼灭。尤其在追歼残敌过程中，不给日寇以喘息之机，出击神速，使日寇伤亡惨重，由此可见，关将军指挥艺术十分出色。

　　 台儿庄位于山东境内，运河北岸，乃津浦线上的重镇。当时日寇以矶谷与坂垣两师团的精锐队发动进攻，企图一举占领台儿庄，每日几十架飞机， 40 辆战车和百余门大炮狂轰滥炸，侵略气焰嚣张至极，万万没料到被我第五十二军迎头痛击，狼狈逃窜。

　　 由于敌军装备精良，关将军命令我军白天以防守为主，采取夜间出击，逐村包围歼灭的办法。

　　 当日寇负隅顽抗，龟缩拒降时，关将军乃下令火攻，少数士兵用云梯上屋纵火，迫使顽敌外逃，以便我军就地歼灭。这种打法，部队名之曰：“煸风点火战术”，亦是关麟征将军之高见。总之，台儿庄一战，大大地鼓舞了我国军队的抗日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使日寇十分震惊，一向轻视我国的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因此而对我国军民刮目相看。

　　 诚然，台儿庄战役中，我军立功将领甚多，但立功最大，杀敌最多者，当首推关麟征将军。同时关将军也是黄埔同学中凭战功提升最快之一人。

　　 关将军的军事艺术天才，除在古北口，台儿庄大显身手外，在湘北会战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1939 年，关将军以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代总司令的身份坐镇湘北，给日寇畑俊六指挥的 10 万陆海空侵略军以迎头痛击。

　　 在湘北会战中接受关麟征将军指挥的有张耀明、陈沛、夏楚中 3 个军。其后不久，李觉、欧震、彭位仁 3 个军也相继加入第十五集团军战斗序列，共同对敌。

　　 敌人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向我方阵地猛扑，攻势十分凌厉。但由于关将军指挥若定，每日运筹帷幄，军纪严明，上下一心，构筑工事，严密防守，来犯之敌始终被阻于新墙河以北，未敢越雷池一步。后因奉命作战略转移，乃不得不放弃湘北阵地。

　　 关麟征将军算得上是卓越的军事家。他在战场上的卓越胆识和坚毅沉着的大将风度，将永远为我国军人的典范。他治军 20 余年，对国家对民族耿耿忠心，立下汗马功劳，从不拉帮结派，以权谋私。这些事实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

　　 惜乎抗战胜利之后，关将军失欢权贵，频遭群小诽，政治上遭受冷遇，仕途屡遭挫折，而关将军一身正气，又不肯阿谀顺旨，随俗浮沉，终于导致解甲隐居。

　　 我于 1980 年经港赴美，特往访雨东兄于其在港寓所。相见时，拥抱涕泣感慨万分。痛论国民党的失败，实由于当政者存天下为私之心，任人唯亲，是非不明，自命为 孙中山 先生的信徒，而所作所为，无一不与孙总理的思想、政策和天下为公的精神相违背。余与雨东情同手足，交称莫逆，孰料此次重逢，竟成永决。是年 8 月，我在纽约得此噩耗，无限感伤。

　　 今特撰此文，以资纪念，并望能告慰雨东兄在天之灵。

　　1988 年 5 月于北京

记老友关麟征将军---李默庵



　　1928 年秋北伐完成后政府整编军队时，在新组成的第十一师里，我与关麟征兄开始共事，彼此情谊超越寻常，其经历的一些事实，凭记忆所及而记述之。

　　 关麟征字雨东，陕西户县人，我与他同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有燕赵男儿的粗犷豪迈气概，向不搞阴谋诡计，是一位做事责，公私分明的好同事，重义轻利，够交情的好朋友。

　　 我与他有一些相同的巧合，即毕生从事带兵打仗的工作相同，在军中由战绩升迁较快相同，从未离开部队一天相同，在军中由下级中级到上级，依次上升从未超越各级相同，在抗日战场上彼此流过血也相同。

　　 1928 年秋，北代军进抵山海关，东北易帜，所谓北伐完成。不数月即实行裁编军队，采以师为单位（直属中央），增设旅一级。即师（原来的师辖三个团）辖三个旅，旅辖两个团，共六个团。将原来的军改为师，师改为旅，裁去一个团。如原第一军改为第一师，仍以原军长刘峙为师长。

　　 原第十七军曹万顺部（原北洋军在福建归顺北伐军）与原总司令卫司令陈诚部合编为第十一师。师长由曹万顺充任，副师长陈诚，参谋长林蔚，参谋处长罗卓英。师司令部驻安徽芜湖。所辖第三十一旅李默庵部，驻安徽大通、青阳、贵池一带。第三十二旅殷祖卿部反第三十三旅李德铭部，均驻芜湖附近。

　　 在改编时，我由原第一军第六十五团团长奉令升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旅长任命后，即驰往芜湖第十一师师部。谒师长曹万顺、副师长陈诚，以示到任。

　　 本旅所辖第六十一团团长关麟征及赶来芜湖相会。随后我和关麟征、肖干二人，相偕前往所辖部队视察。和所有官兵见面。

　　 我们先到青阳第六十一团，再贵池第六十二团驻地，然相偕到大通旅部。我们三人本视察所得，决定加强整训，务使部队在平时有良好军风纪，以争取人民好感，战时能打胜仗，以建立军誉。

　　 我与关麟征、肖干二人，一见如故，其是投机，在共同视察部队时，经一星期以上的朝夕相处，我们无所不谈，坦诚相见，情谊更增。

　　 尤其我们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同受革命洗礼，同服务于革命军中，豪情万丈。加以所属部队的各级干部，又均为黄埔军校后期的第二、三、四期同学，团结坚强。遂共同立志，决心要把所属部队带好。

　　 在我们三人共同工作期间，有一件颇堪玩味的趣闻，值得一记。即关麟征心仪三国时的关云长甚笃，每好以关云长自况。我们相处又恰是三人。

　　 他遂提出我们要效法三国时的刘（备）、关（羽）、张（飞）的义薄云天，情同手足的精神。称我为老大的刘，他自居为老二的关，称肖干三的张。虽没有甚么正式结盟，但其精诚团结之情，可以想见。

　　 由此而形成一种好的风气。（即刘峙第一师、顾祝同第二师、蒋鼎文第九师、陈诚第十一师），固由于陈诚师长的领导有方，但与我们第三十一旅所创立的优良风气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的。

　　 以后我们三人虽因职务变动，分别先后调离第十一师（在 1929 年春师会同友军进占武汉，解决桂系后，关麟征调任原陕军新五师副师长。

　　 我则在 1930 年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伤愈后，调升第十师师长。肖干则于 1932 年由三十一旅旅长接任第十一师师长），但彼此深厚的友谊与交情，始终未变，如有机会，必图良晤，更感亲切！

　　 关麟征与陈诚交恶，原出误会，并无大恨深仇。兹就关氏自己的记叙述如下。

　　 蒋公于 1927 年 8 月第一次被迫辞职下野，于 1928 年 1 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陈诚任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关麟征任警卫第二团团长，归陈诚所辖。

　　 某次陈诚谒见蒋公，对关麟征有不利评语，蒋公不仅未予接受，反责陈诚不会识人容人。时任蒋公侍从副官的军校第二期同学胡靖安在侧，闻后详告关麟征，关陈即从此开始结怨。关在第六十一团任内，其反陈态度，形诸言色。我和肖干多方劝导无效。

　　 当时蒋公对关确有好的印象。据关麟征晚年在香港亲口对为他写传记的张赣萍口述：

　　 蒋公于 1927 年 8 月 12 日 下野，返回奉化溪口。时关麟征任总部补充第七团长，驻绍兴附近之五夫兵营。闻而震惊，即偕少校团附邓瑞安驰往溪口晋见蒋公。

　　 蒋公正整装赴日，见关、邓两学生能于此患难中赶来拜候，情绪很是感动而且激动。

蒋公谈起下野事，竟挥动拳头，状至愤怒地说：“告诉你们同学， XXX 反叛了我。他妈的 X ！你们去当土匪，我当土匪头子。”

（张赣萍称关麟征曾告知他：“你要一字不漏不错的写下这几句话。否则你替我写的传记，便无价值可言了。这是我追随蒋公数十年，第一次听到他在我们学生面说的骂人粗活。”其愤慨之情，可以想见。）

张萍说，关麟征曾对他说：当时在南京掌握军权的三个总指挥，其中两个（即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借口为党内团结，逼蒋公下野。而 XXX 为蒋公亲信，又掌蒋系军权，竟未表态，形同与李、白采同一立场。是以蒋公被迫辞职后，愤激而以粗话骂人。

　　 （以上记的抄自张赣萍着《抗日名将关麟征》一书的 158 和 159 页，香港宇宙出版社 1971 年版。以后引述仅简称“张着”）

　　 1929 年春，中央军各师进占武，解决桂系后，陈诚升任第十一师师长。原属桂系的鄂军一个旅三个团，奉令改编为第十一师独立旅。

　　 其旅长人选，依例应以关麟征升充，而竟以在师内无实职的周至柔接任（周氏后由此扩展成第十四师任师长，后转入空军），群感不平，推我向陈诚师长陈述。陈氏告知我，关系陕人，已派任陕军新五师副师长，希望他去整理该部，俾为国用。但事实上陈有排关出十一师的嫌疑，因而关、陈两人的积怨加深。

　　 关 君在新五师工作困难，辞职回军校任学生队长。后军校编组教导第二师，关被派任团长。关即以此为基础，在各次战役中中，由团长而旅长、师长、军长，以后到最高军职。

　　 在抗战末期，关麟征部调驻云南之文山，后该处恰归陈诚指挥。两人因人事问题大起冲突，多年积怨作一次总的爆发，势成水火。以后关在军事职上的一些遭遇，也认为是陈诚在整他。

　　 关麟征最后认为有两件不平的事

1. 抗战末期在西南地区编组四个方面军接受半美式装备（即第一为张发奎，第二为卢，第三恩伯，第四为王耀武），关麟征被任为第二方面军卢汉的副司令官。而出身黄埔军校第三期，资历较浅又无何战绩的王耀，却跃升为第四方面军司令官。关认为陈诚在整他，极感不平，愤而未往就任，以示抗议。

2. 抗战胜利后，关麟征被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临行又更换为杜聿明。他认为是赏罚不明，是非不分，深感不平。据张着 183 至 190 各页所记，兹摘述如下：
中央令调龙云任军事参议院长，为防龙云抗命，曾密令时任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注意。而 杜 君竟鲁莽地派兵包围龙氏住宅，未遭抵抗，竟开枪炮示威。事后遭到多方指责。不久蒋公特召见关麟征说：“杜聿明处理昆明事件失当，有违军纪。我要处罚他。一班云南人对你很好，派你去办理善后罢。﹗

　　 不久，中央发表命令，将有过的杜聿明调升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派关麟征任云南警备总司令。他接令后，深叹如此功过不分，使人啼笑皆非，气愤已极。原拟辞职不干，深恐被人误会与老卝杜聿明争官争位，又感于蒋公面要他去办理云南的善后，只好忍下这口气，再去尽一愚忠。

　　 关麟征又谈起东北问题认定当然是以军事为主。中央派杜去是失策的，因为杜聿明随他工作多年，知之较深。每当作战，不是派往受训，就是留守后方，战场历练较少，作战经验更无。突然要他指挥几十万大军对红军作战，无异是将一副千斤重担加在只能挑一百斤人的肩上。他被红军打败是意料中事。虽然东北的溃灭是在他离职后，然由杜开始搞坏，任何人也回天乏术。

　　 或云东北之失，由于外事与党政诸多关系之牵连，再看由杜聿明指挥徐蚌（淮海）会战之被歼经过的事实，足可为上述评语之明证。

　　 1987 年 8 月 20 日 美国华盛顿

悼关雨东将军---黄杰

长城歼虏去，并辔入雄图。
血肉飞天堑，烽烟混太虚。
关东方失险，古北又成墟。
都说君无敌，投艰我不如。



　　这首诗是 1933 年，长城抗日战争方酣之际，长城抗日战争方酣之际，我送给当时一同参与此一战役的陆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的。其时，我是陆军第二师师长，奉令率部兼程北上，迎击向古北口一带进犯的优劫日军。我与关将军在同一战线上并肩作战，也是从此时开始。

　　其实，自 1924 年 5 月，我们同时考进黄埔，又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同队同学，可说十分相亲，只是毕业之后，各自投入战场，南北奔驰，少有机会相聚而已。

　　 关将军别号雨东，陕西人，十足表现出秦陇之士那种粗犷豪迈的性格，对同学总是热情爽朗，对师长则忠恪恭谨。当时，我们这批年轻的黄埔学生，各人都怀抱着一腔革命报国的赤忱，马革裹尸是大家一致追求的目标。关将军在战阵中的英勇表现，也正显示他随时都有为国牺牲的决心，所以十年之间，他是无坚不克，无敌不摧。

　　 我还记得在黄埔时，每餐都有鱼可吃，而关将军是陕西人，大概吃鱼的机会不多，常恐被鱼刺所伤，所以每次吃鱼，他总是慎重其事，尤其不准同学们说话，以后同学相聚，常以这件事来笑他，他亦不以为忤。从这些小节，就可以看出他的个性。

　　 第二十五师先第二师抵达长城古北口外与日军接触，那是 1933 年 3 月上旬的事。日军以飞机大炮向我猛攻，我军因装备较差，白天简直无法抬头，伤亡相当严重。关将军亦受轻伤，于是第二十五师退守南天门。

　　 我率第二师奉命于 3 月 13 日 下午接替他的防务。当我到达前线后不久，我们在战地曾数度晤谈，研究敌情和攻守的方法。

　　 最后我们决定将散兵坑、战壕都挖在棱线之后，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生威力，以后在战术上就由此产生了“反斜面作战”这个名词。同时凭着我们旺盛的士气，经常给敌人以意外的逆袭。有一次我和他同在阵地的一个小庙中休息，彼此席地而坐，政治部主任王超凡给我们照了相，这两张照片，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塘沽停战协议签字后，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都赶至北平整训。第二十五师两个旅，都驻在北平近郊。第二师 3 个旅和 1 个补充团，只有补充团驻在北平南苑，其余的部队，则担任北平至保定间的警戒任务。

　　 由于我们驻在同一地区，我和关将军见面的机会很多，经常结伴出游，或是一同参加许多公私集会，彼此间情感愈加亲切。

　　 关将军有一次应邀来保定，参观第二师的训练，到骑兵营的马匹可以闻命令而卧倒，他没有表示甚么，约莫两个月以后，他邀我去看第二十五师的部队训练，也展示了骑兵的操作，他对我说：“你看，我的马也可以卧倒！”我才知道他要来看部队训练的目的。他好强的个性就是如此。

　　 1935 年的春天，我们两个师同时奉令组织华北高中学生集训事宜，第二十五师负责北平市的学生集训，我负责河北全省的学生集训，这也是蒋介石先生准备军事工作的一部份，日本人也明白我政府的用意，未满两个月，就要求我政府下令解散，犹忆解散之日，全体学生悲愤填膺，痛哭流泪，皆立下报仇雪耻之决心，这两地的学生以后投入抗战行的也特别多。

　　 华北局势，日军一再进逼，愈形混乱。为准备作长期抗战，于仲央军撤出平津地区，第三十五师开往洛阳，第二师撤至徐州。两师分别担任洛阳至连云港间陇海路沿线国防工事的构筑。

　　 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我们都率部西上，大家都在西安停留一短时期，关将军在西京招待所设宴款待各同学，他问侍者绍兴酒多少钱一瓶？侍者答以“四毛。”他认为很稀罕，以后我们就戏称他为“关四毛”。

　　 抗战开始后关将军担任第五十二军军长，在九战区所辖的湘鄂边区作战，参加长沙会战，两度告捷，这是他最得意的杰作。

　　 到 1944 年我们才又在云南相见。那时他是第九集团军总司，担任滇南的防务，我则率第十一集团军戍守滇西，同 隶 远征军长官部，常常因开会而聚首。同时在云南的还有许多同学，大家晤对一堂，因其时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和当年我们在华北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1949 年夏秋之间，我奉命回湖南主持省政，关将军亦在广州接任陆军总司令，我们相晤于广州，彼此内心的忧愤，表现于眉宇，和当年黄埔闻鸡起舞的飞跃神情，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其后，我率第一兵团由湘而桂，由桂而进入越南，我们就失去联络。到 1952 年我率师由富国岛回台湾，才知他寄居香港。

　　 1975 年，蒋介石先生逝世，关将军曾赴台奔丧，我去机场迎接，两人相见，抱头痛哭，此情此景，恍如昨日。

　　 关将军于 1980 年 8 月 1 日 以心脏病逝世于香港，九州岛未合，归骨无田，追念 50 年来我们两人相交的情份，有欢愉的感受，也有别离的黯然。如今故人已去，我也无意论定他的一生。但是他对国家的页献，尤其是对 蒋介石 先生的忠贞，仍然是同学中的翘楚。
　　
　　 (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三期。有删节。 )

关麟征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事绩
--- 覃异之、姚国俊

　　关麟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我们同他既是先后同学，又是多年同事，深知他无论在东征、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曾经为国家出了力，流过血。特别是历次抗日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勇爱国精所建立的显著战绩，都曾得时人们的称赞。我们愿意根据自己的亲历见闻，把他生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扼要地加以回忆。

关麟征当师长时期的抗日爱国事迹

　　1932 年，关征由陆军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升任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不久，日本侵略军已侵占我东北三省，并积极淮备进犯华北。

1933 年 1 月侵占了山海关， 2 月下旬进犯热河， 3 月初占领热河全省，开始向我守备长城一线的宋哲元部（守喜峰口）、商震部（守冷口）以及东北军（守古北口）发动进攻。

当时北平，天津及河北一带民情激昂，积极呼吁抗日。国民党中央在华北各人民团体和张学良要求派部队北上增援抗战的情况下，决定先派关麟征第二十五师由徐州乘火车到北平附近的通州集中；随后又派黄杰的第二师开保定附近集中，统归何应钦指挥。

第二十五师于 1933 年 3 月初，到达通州附近集中时，即接到张学良（张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的紧急通知，概述古北口方面战况很激烈，要求关麟征率第二十五师全部前往增援。

关麟征顾全大局，不失时机增援友军作战，当即集合全师官兵讲话，鼓舞士气，坚定抗战信心。 一面率部向古北口方向星夜前进，一面发电向蒋介石、何应钦报告。

在行军途中接到何应钦的电令和他派出的高级参谋传达口头通知，命该师在密云县以北的石匣镇附近停止前进待命。

关麟征考虑到如果中途停止前进，敌人就有可能进占古北口和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重要防线，不仅影响在长城一线作战的其它友军，而且会使北平受到很大威胁，对华北局势极为不利。因而决心向古北口继续前进。

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率领先头部队赶到古北口时，东北军张廷枢师因官兵伤亡很大，已难以支持，一再要求第二十五师接替其防线。

当关麟征到达古北口时，张学良又派东北军王以哲军长赶到古北口与关麟征接洽，要求第二十五师立即接替张廷枢部的阵地防守任务。

关麟征为了阻击敌之攻击，决定以第二十五师主力接替古北口一线防守任务。以一部在南天门附近两侧占领要点，作为预备阵地。

经过实地侦察部署，向各部队分配任务后，利用黄昏时间一举接替古北口一线阵地防守任务，乘夜加强构筑工事。当时我军占领古北口两侧高地长城之线，重点保持在古北口右侧高地，高地上的长城多系我军占领，形成犬牙交错奖态。

古北口正面高地比较险要，易守难攻，因此敌人攻击重点也指向古北口右侧高地。第二十五师接替阵地守备后的上午，即与日军发生激战。当军武器装备只有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等。

古北口正面之敌是日军第八师团。武器装备于优势。我军士气旺盛，利于近战。敌人攻击方式是先以山野炮向我阵地轰击，同时派飞机不断侦察轰炸、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凡是敌人炮兵集中射击之处，即是敌人攻击重点所在。敌人步兵在炮火射击掩护下，曾向我阵地发动多次攻击，都被我军击退，双方死伤很大。

关麟征当天将第二十五师接替古北口阵地防守和作战情况，向蒋介石、何应钦及其它有关发电报告。最令人感动的是北平各人民团体用汽车不断向前方运送大饼、皮衣供给部队，对官兵鼓舞很大，师长及各旅长团长均临指挥作战。

入夜以后，我军乘敌炮兵停止射击机会，继续加强阵地工事。第二天，敌人炮兵不断向我阵地前后方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多次进攻，都被我军击退。第三天清晨起，敌人增加炮兵不断向我阵地右翼第一四九团和第一四五团阵地前后方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反复攻击，双方多次发生近战，战斗极为激烈。

我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身负重伤阵亡。第一四五团方面因伤亡过大，也要求增援。关麟征亲自指挥师预备部队步兵一营前增援，在到达第一四九团阵地附近时，适遇敌人步兵冲上该团阵地，关师长当即指挥预备部队向敌人反攻，战况极为激烈，双方死很大。

关师长本人也被敌人枪榴弹炸伤五处，但终于打退了敌人进攻，隐任了阵线。他受伤以后，担架抬至师部（设在古北口附近关帝庙内），在包扎中，命令第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继续指挥作战，并发电报告蒋介石、何应钦。

当时全师官兵死已达 1000 余人，关师长授意副师长在情况必要时可撤至南天门附近预备阵地作战。杜聿明副师长根据关师长的意见，当晚对阵地作了调整部署，除缩短第一线阵地，加强构筑阵地外，并派一位团长对预备阵地作了加强部署。

第四天上午，敌人仍不断对我阵地猛烈炮击，但他们的步兵伤亡很大，已不再像前三天那样的猛烈攻势。我军趁此时机，于当天下午逐步彻出第一线向南天门一线预备阵地转移。在转进过程中，敌人除用炮兵进行射击和飞机侦察活动外，其步兵始终没有前进。

　　 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一线同日军第八师团激战三昼夜后，于第四天撤至南天门一线占领阵地后的第二天拂晓，竹二师黄杰部的先头部队才赶天门第二十五师师部附近，与杜聿明副师长取得联系。

同时接到命令，由第二师接替南天门一线阵地防守任务，第二十五师开后方休整补充。古北口一战对于长城抗战全局关系很大。关麟征负伤后，北平各人民团体和报纸舆论对他表示热情慰问和赞扬。国民党中央给他贫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第二十五师经过短期休整补充后，又开前方与第二师并肩作战。关麟征伤势尚未痊愈，又到指挥部队作战，直到 4 月底，始奉命撤至密云县以北占领阵地准备再战，但日军占领南天门至石匣镇一带后，并未前进。

1933 年 5 月底，第二十五师奉命开至北平北郊附近集中休整。记得关麟征在离开密云县时，看到当地民众深怕日军前来的恐惶状态，不禁感叹流泪说：“政府不顾人民安危，下令撤退军队，实在对不起老百姓。”以后才知道这是中国与日军签定了《塘沽协定》，要中国军队退出滦东一带的。

　　 《塘沽协定》以后，黄杰的第二师分驻在北平南苑和保定训练。关麟征师集中驻在北平北郊的北苑一带整训。

1935 年 6 月初，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被迫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其中有：“国民党中央部队和宪兵三团以及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撤出北平及河北省”的条款。

关麟征当时向何应钦恳切陈述：“如果不战而撤出北平及河北省，将会丧失民心，影响中央威信”，极力建议力强战备与日军作战。同向蒋介石发出电报，大意是：“如果不战而退出北平河北，将会对钧座威信有很大影响。”在他提出以上建议的同时，又命令第二十五师各部队立即在北平城郊外围积极构筑阵地工事，准备与日军战。

但以上建议都未得级批准，并命令第二十五师在长辛店附近集中，乘火车开往河南洛阳训练。黄杰的第二师奉令开往江苏徐州附近训练。

　　 第二十五师在长辛店附近集中准备南开时，北平一些学校与关麟征友好的教师，专程到长辛店送行。关麟征很痛切地表示这次不得已奉命南开，没有尽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责任，深感有负北平各界同胞的期望，并表示相信政府和全国军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终究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言讫依依不舍地告别。

　　 1935 年 6 月间，关麟征率第二十五师开往洛阳，途经郑州时，接到蒋介石由四川发来的电报，要关麟征“即来四川一见”。

当时正是蒋介石在四川峨嵋山指挥国民党部队对北上的红军作战期间。关麟征见了蒋介石后，即转回洛阳。他曾私下对我们说：“委员长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意思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共产党有民众基础，有国际关系，是消灭不了的。”

第二十五师由北平开到洛阳不久，蒋介石又派康泽到洛阳来看关麟征，并对第二十五师部队讲了话，对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抗日表扬了几句，主要还是“攘外必先安内”那一套话。

保定战役

　　 1937 年 7 月间，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动七七事变，开始对北平、天津的中国驻军宋哲元部发动进攻。 7 月 30 日 ，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全面抗战开始。当时关麟征已升任第五十二军军长（辖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于同年 8 月间奉命经陇海铁路转津浦铁路开河北省沧州附近集中，准备作战。到达沧州附后，又奉令转开保定集中待命。当时日军正在南口附近与汤恩伯、傅作义等部作战，同时已开始越过永定河准备南犯。

　　 关麟征率第五十二军于 9 月初到达保定，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指挥，奉令在保定至满城之间漕河南岸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作战。当时在保定之线以北的良乡、房山一有第一军团孙连仲部担任防守。

9 月中旬，日军第一军三个师沿平汉铁路两孙连仲部良乡、房山阵地发动攻击。良乡、房山被敌占领后，孙连仲部经涿县、徐水、保定向南退去。在此期间，日军轰炸机编队不断轰炸保定城郊及满城等地。

刘峙的司令部住保定城南花园内，被敌飞机轰炸后，搬定城以南农村。保定城内许多房屋和城外火车站都被敌机炸毁，第五十二军军部所住房屋也被敌机炸垮（军部人员疏散没有伤亡）。

9 月 20 日，日军开始向保定，满城之间漕河南岸阵地发动攻击，攻击重点指向满城附军左翼第二十五师阵地。在满城附近担任守备的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九团在优势敌人包围攻击下，激战两昼夜，团长以下官兵伤亡过半。

当时敌人正向漕河之线至保定城郊全线发动攻击。关麟征曾向刘峙请求派部队增援满城附近第二十五师左翼作战。刘峙说已派第三军前往增援。

但第三军并没有前往增援，刘峙的司令部已离开保定附近不知去向，一直没有同第五十二军联络。五十二军在保定满城之间漕河一线与敌第一军激战三日，官兵伤亡很大，至 2 白洋淀之间的第四十七师和十七师（这两师临时归关征指挥）已向南撤退。

敌又以突破漕河正面的部队，沿铁路不断前进，企图包围攻击保定城。关麟征当时得不到上级指示，为了避免被敌人包围，决定第二师和二十五师放弃原阵地，向保定以南唐河南岸撤退。敌人于 9 月 24 日 侵占保定城。

　　 第五十二军退出保定、满城之线到唐河南岸后，又奉令开深泽县附近休息整理。当时日军不断沿平汉铁路南犯，先后攻占定县、正定等处，石家庄已处于三面被围之中。此时第五十二军奉第一战区司人长官程潜命令，沿平汉铁路以东逐步开至漳河以南地区整理补充，准备再战。

漳河战役

　　1937 年 10 月 13 日 ，日军占领漳河以北的邯郸、磁县等处。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奉令由林县绕至涉县附近，以涉县为根据，进出彭城、武安等处，向邯郸、磁县附近之敌，不断进行昼夜袭击。

　　 并在当地农民掩护下，行动机密动。敌人死守邯郸、磁县城内，完全陷于被动。城外飞机场有敌机十余架和汽油库等，周围没设铁丝网工事，有敌守兵一个步兵中队。

　　 关征特由第二十五师选出一位机智勇敢的营长名叫梁智伟，先带少数便衣官兵到机场附近农村侦察，组织农民配合行动，将附近农村所有的狗都管制起来，以便夜间秘密行动，然后将全营官兵分为突击队、放火队、乘夜暗潜伏。

　　 半夜以后，乘敌不备，突击队突破了敌人飞机场周围的障碍设置，包围攻击敌守兵营房。放火队乘机冲入机场内，放火焚烧敌飞机，油库等，敌守兵被我突击队包围攻击，无法救火，一时间火光冲天、爆炸声音雷鸣，邯郸城内的敌人，仅以枪炮盲目射击，不敢出城。我梁智伟营烧毁敌人飞机后，安然撤退。

　　 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立即传令嘉奖，提升梁智伟营长为第二十五师少校团长，并对全营官兵发了奖金。

　　 敌人守备邯郸之部队，在我军不断袭击下损很大，敌土肥原部十四师团于 10 月 20 日后开至邯郸、磁县一带增援，企图向我反攻。关麟征奉令以第五十二军主力开回漳河南岸，协助友军商震部担任漳河防守任务，留一个步兵团在漳汀北进行游击。

　　 10 月底前后，敌土肥原师团开始向漳河之线发动攻击，其一部趁夜晚由东西保障附近强渡漳河，关麟征当即指挥第二师一个旅乘夜包围攻击敌人在河南岸的部队，同时命令第二十五师在河北岸的一个步兵团（团长曾谦），乘夜由西向东对敌人河北岸的炮兵阵地和后方部队猛烈侧击。

　　 敌人处于前后夹击的困境，死伤很大，向汀岸溃退。我军在日夜向敌攻击中，团长曾谦阵亡，校级军官死伤 13 人，其它官兵伤亡近千人。敌我双方在漳河两岸处于对阵状态。

　　 第五十二军因伤亡较大，奉开黄河北岸新乡、淇县等处整顿补充。漳河南岸阵地，由其它友军担任防守。随后关麟征奉令率第五十二军先开郑州附近休息一周，又开漯河附近整理补充。

　　 第五十二军在漳河战役以后休整三个月当中，总结了古北口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部队的战斗训练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决心。

　　 各级指挥官也加强作战指挥的学习。关麟征本人在督假部队教育训练期间也抽时间阅读陆军大学课本战史、战斗纲要、战术作业以及古代兵法等，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教育训练、整顿补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参加台儿庄战役和邳北作战经过

　　 在台儿庄战役和邳北作战过程中，显示了关麟征的指挥才能，他勇敢困决，临危处置得当，变被动为主动向敌施行反包围，挽回了我军在台儿庄附近的被动挨打局，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邳北战役中，关麟征指挥所部五十五军与日军第五师团连续作战将近一个月，使敌死伤过半，受到大很大挫折，显示了第五十二军战斗力和关麟征及各级指挥官的坚持不懈的作战精神。

　　 台儿庄战役和邳北作战，对徐州会战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台儿庄战役开时，敌人第十师团只派了濑谷支队（一个加强旅）沿津浦铁路南下， 1938 年 3 月 16 日 侵犯藤县、与川军孙震所部王铭章师激战三日，王铭章壮烈殉国。

　　 敌濑谷支队于 3 月 18 日 侵占藤县，继续南下，于 3 月 23 日 侵占临城、?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和第八十五军在汤恩伯指挥下于 3 月 21 日 向台儿庄东北的向城附近集中，准备迎击敌懒谷支队。当时孙连仲集团军的三个师正在台儿庄附近构筑阵地，准备防守。

　　 第五十二军于 3 月 22 日 晚到达向城，奉令于 3 月 24 日 向?庄方向前进，当晚到达峄县以北的郭里集附近，即与日军濑谷支队的前哨部队，一个加强中队遭遇，敌被我歼灭。

　　 经审问被俘的一名日军中士，得知敌濑谷支队第六十三联队主力已于 3 月 22 日 到达峄县以南附近集结，准备进犯台儿庄。

　　 其余部队在临城附近集结，准备向峄县前进，?庄有敌一个大队。当当时关麟征向汤恩伯建议，主张第五十二军与第八十五军配合以全力向敌濑谷支队主力攻击，汤恩伯则决定两个军在峄县以北山区隐蔽起来，等敌濑谷支队由峄县南下，向台儿庄方向前进时，然后乘其不备，攻击敌之侧背，对关麟征的意见没有采纳。

　　 敌濑谷支队的六十三联队于 3 月 24 日 至 27 日向台儿庄攻击，敌濑谷支队主力于 3 月 30 日 才由峄县附近出发向台儿庄前进。

　　 关麟征率五十五军于 3 月 27 日 南下， 28 日开始向进犯台儿庄之敌侧背攻击，于 3 月 29 日 攻占了台儿庄以北的南北洛、北大窖，战斗极为激烈。敌人曾几次反攻，企图夺回南北路，都被我军击退。

　　 3 月 31 日 下午，汤恩伯率八十五军到达台儿庄东北的河南头、杨家庙一带，于 4 月 1 日 起接五十二军左翼向台儿庄东北方面之敌攻击前进，两军共同向进攻台儿庄之敌濑谷支队主力侧背发动猛烈攻击，截断了台儿庄以北台?支线交通，对敌形成包围态势，并派一部分部部队向台?支线以西的泥沟方向前进。

　　 敌人曾由进攻台儿庄的部队中抽出主力部队向我军反攻，都被击退。正当第五十二军和第八十五军对进犯台儿庄之敌濑谷支队主力包围攻击时， 4 月 1 日 下午，发现敌第五师团坂本支队步、骑、炮兵共四千多人由临沂南下，先头已到达向城附近。

　　 关麟征认为这一股敌人是企图包围攻击我军侧背，增援敌濑谷支队作战。在此紧急情况下，关麟征当即决定先派在军部指挥所附近的步兵一营和骑兵连，跑步向兰陵镇附近前进，迅束从正面展开向该敌攻击，诱使敌人过早展开，争取时间，以便我军由第一线抽调兵力迎击该敌。

　　 随后即抽调第二十五师转向该敌攻击，第二师仍协同第八十五军包围攻击敌濑谷支。关麟征亲自指挥第二十五师向该敌猛烈攻击，对敌坂本支队形成包围。敌乘夜向杨楼、底阁方向逃窜，骑兵队被我军包围于兰陵镇西北之付庄，全部歼灭。

　　 4 月 3 日 ，我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师将敌坂本支队主力包围于杨楼、底阁附近进行攻击，当日攻占杨楼、底阁，敌死伤很大，乘夜向底阁西南之肖旺附近逃跑。

　　 我军乘胜追击，又将敌坂本支队包围于肖旺附近， 4 月 4 日 至 4 月 5 日 连续包围攻击该敌。 4 月 5 日 晚，敌坂本支队向敌濑谷支队发电求援，大意是“我支队被敌两个师包围于肖旺附近，正在苦战中”，希望濑谷支队增援。

　　 但敌濑谷支队在第八十五军及孙连仲部反攻下，已无法增援坂本支队。敌坂本支队在我五十二军连续围攻中，死伤很大，于 4 月 7 日 晚乘夜向北突围。

　　 我五十二军追敌至峄县附近，占领峄县以东的九山及附近村庄。敌濑谷支队在台儿庄附近受我军前后夹击，死伤很大，向峄县以西方向溃逃。我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4 月 21 日 ，正当我军在峄县附近与敌第十师团增援部作战中，敌第五师团主力陆续由临沂方面南下，企图与第十师团会合包围攻击我军。

　　 第五十二军奉命于 21 日晚由峄县以东地区向邳县以北地区转进，于 4 月 22 日 上午达邳县以北的艾山至燕子河之间占领阵地，第二十五师在艾山，第二师在艾山至燕子河之间的大小刘庄一带，炮兵在艾山以南放列，以火力支持两师作战。

　　 第五十二军在关麟征指挥下，在邳县以北与日军第五师团作战，是参加台儿庄战役以来时间最长（从 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战况最为激烈，双方伤亡最多的一次阵地攻防战。

　　 我军占据有科地形，加强工事，步、炮兵密切切配合，在阵地成浓密火网，阵地前方是一片平坦开阔地，射界开阔，敌人无论从哪一方面进攻，都在我步、炮兵火力控制之下。

　　 敌人从 4 月 23 日 起至 4 月底不断地向我第二十五师阵地发动攻击，均在我防守部队逆袭反攻下，狼狈溃退，在我阵地遗弃尸体、枪械很多。

　　 敌人攻击我第二十五师阵地遭到失败后，过了几天，又增加部队向我第二师大刘庄、小刘庄阵地攻击。第一次是拂晓在飞机炮兵掩护下向我大刘庄阵地猛攻，在我阵地前开阔的麦田里，遭到我步、炮兵浓密火力打击和第二十五师侧击，死伤很大，纷纷向连防山方面瀢退。

　　 过了两天，敌又利用夜晚接近我阵地，在某日黎明时，双方发生激烈战斗，敌仍以飞机大炮掩护向我阵地猛攻，在我守备部队反攻下，终因死伤太大狼狈溃退。

　　 三天后，敌人又增加兵力向第二师大小刘庄阵地发动全面攻击，战斗空前激烈。我第二十五师利用艾山高地发挥各种武器火力，侧击敌人，协同第二师作战，关麟征及各师长、旅长?临前线指挥部队对敌发动反攻，敌死伤很大，再次狼狈溃退。

　　 在我军阵地前麦田里遗弃死尸武器很多，我第二师先后在阵地前捡得敌人步枪两百多枝，轻机枪十余挺，其它如战刀、手枪、太阳旗、官兵手册等无数。敌人经过这几次攻击失败后，对我阵地仅用飞机投弹和炮兵射击，其步兵再没有向我阵地发动攻击。

　　 根据两师先后缴获敌人的证件，得番向我五十二军方面进攻之敌以坂垣的第五师团为主，也有矶谷第十师团的一部分部队参加。

　　 第五十二军经过台儿庄战役到这次邳北作战，全军官兵伤亡过半，计阵亡团长一员，负伤团长两员，校尉级军官死伤多人。敌人伤亡人数更多，根据 1938 年 6 月日本华北方面参谋部第三课编制的资料，日本第五师团战死 1281 人，负伤 5478 人。第十师团战死 1088 人，负伤 4137 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第五十二军作战时间欠，官兵伤亡大，令李延年所部第二军接替邳县以北阵地防守，第五十二军于 5 月 13 日 开徐州附近集中，旋又奉令开河南省随县、?阳地区整理补充。

　　 此时关麟征以参加徐州会战有功，被提升为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据国民党负责搞日本情报的专家王芃生 1938 年夏在武汉对蒋介石说：“日本军方对中国军队评价，认为第五十二军在台儿庄作战表现战斗力很强。”

　　 因此，蒋介石当时在武汉珞珈山军官团让话说：“中国军队都像五十二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关麟征当时在国民党军人中声望很高。蒋介石当时决定以第五十二军和第五军编为关麟征的第三十二军团，关麟征要求将第五军的机械化部队、汽车炮兵等都编入第五十二军建制内，遭到徐庭瑶、杜聿明反对，关麟征因此向何应钦申请不将第五军编入第三十二军团序列，何应钦遂改以贵州部队第八十二师和湖北省一个保安师编成一个军，编入第三十二军团序列。

　　 南京沦陷后，特别是 1938 年 5 月底徐州会战结束后，武汉已成为当时中国的攻治军事中心，成为日本侵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国民党为了保卫武汉，在长江南北集中相当兵力，作防守准备。长江北岸由第五战区部队组成左翼余团，防守阻敌前进。长江南岸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负责指挥，组成右翼兵团，防守长江以南地区。

关麟征军团在长江以南瑞昌以西地区对日军第一军的打击

　　 1938 年 8 月上、中旬，关麟征的第三十二军团由长江北岸开至南岸咸宁附近集中，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当时占领九江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辖五个师团）的第九、第二十七师团等部已向瑞昌前进。

　　 关麟征接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命令要旨如下：侵占九江之敌已进至瑞昌附近，与我九十二军李仙洲部正在激战中，着该军团长即率所部向瑞昌附近前进，支持第九十二军作战。关麟征奉令后，即率第五十二军经阳新向瑞昌方向前进。并令第八十二师及湖北保安师由张刚指挥（当时该两师尚在武昌附近），开江南岸的阳新附近担任长江南岸防守。

　　 当第五十二军到达阳新附近时，瑞昌已告失守。关麟征当即令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率部迅速到瑞昌以西的黄桥铺至排沙周之间高地一带占领阵地，阻击瑞昌附敌西进。

　　 这一带地形多是南北向的连绵高地，利于防守，由瑞昌方向来犯之敌处于迎攻不利态势。日军第十一军的第九师团在飞机炮兵掩护之下，于 8 月 14 日 向我五十二军阵地发动多次进攻，都被我军击溃，死伤很大。

　　 9 月上旬，敌第九师团由于多次进攻失败，暂停攻击，双方形成对阵状态。此时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也开至前方，所部第十三军接第五十二军右翼占领阵地，归关麟征指挥，由后方开来的第一九五师拨归第五十二军建制，在该军左翼占领阵地。

　　 敌又改以第二十七师团向我阵地发动攻击，日夜交替进攻不停，战况极为激烈，双方伤很大，形成对阵局面。当时正值夏秋之交，战地附近湖沼较多，蚊蝇滋生，疟疾流行，我军医药缺乏，不少官兵带病日夜坚守阵地。关麟征本人也得了疟疾（俗名打摆子），仍继续指挥作战。

　　 记得以沈钧儒先生为团长的慰劳团到军团授慰劳旗时，关麟征正发高烧卧床不能亲自参加，表示极为抱憾。不少指挥官也带病日夜指挥作战。

　　 因此敌人虽然多次进攻，我正面阵地一直坚守未失。当时日本兵舰五艘窜至马头镇、武空之间江面，不断向我军阵地左侧发炮轰击，企图掩护陆军登陆，在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配属重炮轰击下和苏联空军轰炸下，敌终未能登陆。

　　 关麟征带病指挥第五十二军坚守阵地，从 8 月中旬至 9 月下旬之间进行了四十多天艰苦战斗，官兵伤亡和患病人数过半。

　　 9 月下旬，第五十二军除留第一九五师继续作战外，军部及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都由第一线撤下，转开湖南醴陵、浏阳一带补充整理。关麟征仍指挥第一九五师及第十三军和张网的暂编军（第八十二师及湖北保安师）继续作战。

　　 9 月底，关麟征奉命赴贺胜桥以东的金牛镇附近指挥李延年等部布置预备阵地，准备阻击敌人。在瑞昌以西至阳新一带我军作战部队统由汤恩伯指挥继续作战。

金牛镇附近阻击战经过

　　 第九战区为了掩护武汉各机关安全向南撤退，特令关麟征指挥李延年第二军的甘丽初师和二零零师的高吉人团及张纲的暂编军。在贺胜桥以东的金牛镇一带占领阵地阻击敌人西进。

　　 10 月上中旬之间汤恩伯所指挥的第八十五军、第十三军、第一九五师等部队逐步向阳新县西南方向撤退。张纲的暂编军也逐步向金牛镇方面撤退。

　　 10 月中 2 人一部已进至金牛镇以东地区，战斗逐步展开， 10 月中、下旬，敌增加兵力，开始向金牛镇附近阵地猛攻，均被我军击退。战斗持续至 10 月底，敌人空军不断向我第一线阵地和阵地后方的贺胜桥、崇阳县城猛烈轰炸。

　　 10 月 31 日，我第三十二军团所指挥的部队奉命南撤，当时武汉已经沦陷。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所属部队逐步向湘、鄂、赣交界地区撤退，武汉会战的长江南岸作战结束。

稳定湘北局面

　　 第三十二军团由金牛镇贺胜桥一带沿铁路线（当时铁路已破坏）和湘鄂路向湘北方向撤退中，原来归关麟征指挥的甘丽初师，二零零师高吉人团各归还建制，张纲的湖北省保安师开通州归还湖北省政府。

　　 当时关麟征令第八十二师开湘鄂公路的南江桥附近担任湘鄂公路方面防守，令第一九五师的一个旅（该师师部及另一个旅因作战伤亡大，开后方整顿补充）开临湘附近担任铁路正守。

　　 当时在城陵矶和岳阳方面只有由后方开来新成立的新二十三师和湖南省一个保安团。关麟征为防止敌人南犯，急调在醴陵附近整理补充的第五十二军开湘北岳阳以南地区。

　　 在第五十二军尚未到湘北以前， 11 月 8 日 ，敌人飞机已开始轰炸城陵矶，敌兵舰己在洞庭湖活动，炮轰城陵矶。

　　 在城陵矶岳阳之新二十三师官兵没有对日军战经验，因此，在敌飞机兵舰轰击和敌步兵炮兵攻击下，纷纷溃退， 11 月 10 日，城陵矶和岳阳相继失守。

　　 第五十二军由醴陵开到湘北后，即在岳阳以南的麻塘及其以东的新庄岭、桃林一线占领阵地与敌对峙。

　　 城陵矶岳阳失守的消息传沙后，长沙情况极为混乱，大有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之势，退至长沙的各军攻机关不相统属，连第九区长官司令部也不与前方联系。

　　 长沙社会上相传占领岳阳之日军己沿铁路南下等等。地方当局奉令搞所谓“焦土抗战”，于 11 月 12 日 晚突然在全城放火，大火焚烧一天一夜，给长沙人民造成空前灾难。

　　 实际上，敌占据岳阳城陵矶后，曾向我五十二军方面进犯，均被我军击退，敌人在岳阳附近构筑工事防守，并未南下。

　　 军团台曾多次呼叫长官部电台，经过一天一晚方与罗卓英取得联系，得到长官部电令，第五十二军撤到岳阳以南的新墙河一线担任防守，直到 1939 年春，我军除派小部队袭击敌人据点外，湘北局面基本是稳定的。

关麟征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时期的抗战事迹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击溃敌畑俊六部四个师团

　　 1939 年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取消了军团制，关麟征于同年 4 月间被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薜岳指挥，担任湖南湘北方面的粤汉铁路正面和湘鄂公路方面防守任务。

　　 当时归第九战区指挥的还有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担任平江县东北长寿街湘赣两省交界防守。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接杨森集团军右翼担任赣北方面守备，此外，在赣北方面还有其它部队统归第九战区指挥。

　　 同年 6 月底前后，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令改为第九集团军，仍担负原任务。当时第九集团军在湘北第一线担任防守的部队，是张耀明的第五十二军（ 3 个师）担任铁路线正面新墙河一线的防守。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在南江桥一带担任湘鄂公路方面防守任?。

　　 第八十二师在以上两军之间黄岸附近占领阵地防守，陈沛的第三十七军主力控置于汨罗河北岸长乐街附近，一汨罗河南岸与湘江交汇处的三角洲营田附近担任守备，防止敌兵舰掩护陆军由该处登陆。集团军总部设置汨罗河南新附近（以后移至福临铺）。

　　 1939 年 8 月中旬以前︳敌人在岳阳、临湘、通城一带的兵力约一个师团（据当时侦察系第十三师团），分散在岳阳通城之间和铁路两侧，占领据点，构筑工事防守。在此期间，我第一线部队经常派以营为单位的突击队，经过侦察选定目标，对敌之据点进行袭击，颇有俘获，使敌人处于消极被动防不胜防的境地。

　　 1939 年 8 月中旬，敌人逐步向岳阳、临湘、通城一带增加兵力，除第十三师团外，还发现第六、第三和第三十三师团等番号。

　　 在此情况下，关麟征判断敌人可能在湘一带农村收割稻谷以后，利用田间无水，便于战车、炮兵、机械化部队活动时，向我军发动攻势。根据这一情况判断，令各军师加强战备，准备在新墙河一带和南江桥附近既设阵地先给敌人以打击，然后逐步诱敌至汨罗河南岸一带集中兵力歼灭之。并将上述情况和作战准备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薜岳作了汇报，同时也发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1939 年 9 月上旬，湘北正面敌人突然向我新墙河阵地发动攻击，重点指向第五十二军右翼第一九五师覃异之部，经过该师全力反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被迫溃退。

　　 但敌不断向岳阳、通城一带增加兵力，敌飞机活动很频繁，敌兵舰也通过洞庭湖东岸附近向南活动。各种征候显示敌人正在积极准备向湘北一带发动全面攻势。

　　 铁路线正面之敌一部被我第一九五师击溃后，又增加兵力向我第五十二军新墙河阵地发动全面攻势，经过多次进犯，均被我军击溃，迄无进展，一度形成对峙状态。

　　 1939 年 9 月中旬，在岳阳通州一带之敌，分三路向我第十五集团军进犯：一路由粤汉铁路正面继续向我新墙河之线第五十二军阵地攻击。一路沿湘鄂公路南下，向我南江桥方面第七十九军阵地攻击。另一路在海空军掩护下，企图在湘江、汨罗河交汇处的三角洲营田附近强行登陆，威胁我军侧背。

　　 集团军根据原定作战计划，决定在新墙河至南江桥一线给敌以迎头痛击，随即向汨罗河南岸逐步转移，诱敌至汨罗河南岸集中兵力歼灭之。

　　 第七十九军（附第八十二师）在南江桥附近阵地给敌以打击后，然后以一部在湘鄂公路方面继续阻敌前进，主力在靠近湘鄂公的幕阜山一带占领侧面阵地，侧击敌人，掩护第五十二军向汨罗河南岸转移。

　　 该军在向南转进中，曾在上杉寺附近与敌发激战，对铁路正面之敌以重大打击后，遂即开汨罗河南岸福临铺附近集中候令。

　　 此时敌人乘我军向汨罗河南岸转移机会，派出飞机大编队配合兵舰不断向汨罗河与湘江交汇处的三角洲营田附近大肆轰炸，敌兵舰四艘掩护登陆艇多只在营田附近江面对我守备营田的第九十五师冯士英旅阵地猛烈攻击，强行登陆，经过一天一夜战 斗，营田失守，经过该师全力反攻，成对峙局面。

　　 此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薜岳令第七十三军彭位仁部开汨罗河一线归关麟征指挥，协同第五十二军、第三十七军，第七十九军等部，在汨罗河一线对敌作战。又令第七十军李觉部，第四军欧震部的张德能师控置在长沙至浏阳之间，也归关麟征指挥。

　　 战区长官部由长沙移至瀑口火车站附近，指挥全战区作战。此时关麟征共指挥六个军（第五十二军、第三十七军、第七十九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军、第四军），除七十九军在汨罗河以北，湘鄂公路以东占领侧面阵地，准备侧击南犯之敌，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河以南正在向侵占田之敌攻击外，其余各军均在汨罗河以南集结，准备在汨罗河南岸歼灭敌人。

　　 集团军总部移至浏阳以南庄指挥作战。适值天雨连绵，敌人空军除侦察机活动外，并未出动大编队轰炸。集团军总部当即令第三十七军乘此时机以全力进攻营田之敌，力求包围歼灭。

　　 1939 年 10 月初，我军围攻营田之敌，汨罗河北岸之敌一部沿铁路进攻汨罗，一部渡河进占新市。集团军判断敌人渡河南犯，目的是配合营田之敌作战，即令第七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立即向汨罗，新市附近之敌攻击。

　　 据守营田之敌，经我军包围攻击，死伤很大，残敌乘夜逃上兵舰，向北逃窜，集团军总部同时又接五十二军报告，得知汨罗河南岸之敌经我军迎头痛击，乘夜向河北岸逃退。

　　 关麟征根据以上情况，判断进犯湘北之敌，经我军连续打击，已开始溃退，当即令第三十七军由汨罗渡河，向铁路正面之敌反击。令第五十二军进出平江附敌反击。令第七十九军（附第八十二师）攻击湘鄂公路方面敌人侧背，协同第五十二军作战。

　　 敌人经我军返击后，全线溃退，向南江桥、新墙河方面逃窜，我军跟踪追击，敌人遗弃粮食辎重很多。我追击部队首先到达新墙河之线的是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

　　 第七十九军及第八十二师也先后追敌到达南江桥一线恢复原阵地。第五十二军，第三十七军恢复新墙河阵地后，一面加强工事构筑，一面扫荡阵地前方之敌。

　　 敌人大部退向通城、岳阳等处，仍据守原来各据点工，双方形成对峙态势。在敌人向湘北进犯时，曾有一部敌人向杨森集团军和王陵基集团军进犯，在湘北正面之敌被我第十五集团军击溃后，进犯该两团军之敌也向北退去。

　　 此次会战从 9 月初开始到 10 月初敌人溃退，长达一个月之久，终于取得了湘北大捷，成为当时振奋人心的一件大事。显示了关麟征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卓越才能。

镇守桂南、滇南

　　 1940 年关麟征部奉命开赴广西柳州休整，不久改为第九集团军，关仍任总司令。

　　 8 月间，关麟征的第九集团军奉令率第五十二军开广西柳州附近，归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当时由于日军已占领越南，中国由广西、云南通越南的国际交通线已被切断，日军随时有侵犯桂、滇南的可能。

　　 国民党为了防止日军进犯桂南、滇南，先令第九集团军总部进驻桂南田东，以第五十二军担任靖西一带中越边境防守。又令关麟征带少数官兵到昆明，会同国防部和龙云派出的人员，到滇南一带边境侦察地形。

　　 侦察结果决定第九集团军开至滇南以文山为基地，指挥第五十二军和第五十四军，担任滇越铁路之河口起，东至八寨、马关、麻栗坡，西畴以南中越边境之防守任务。

　　 右与卢汉集团军切取联系。当时在越南驻有日军和法越伪军，随时布边境一带进行小规模侵防守打击下，击退了敌人多次侵袭，敌人始终不敢发动大规摸进攻，保证了滇南边防的安全，对于远征军向滇西一带日军发动进攻和打通中缅印交通线，始终不受滇南方面边境敌人侵援，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5 年初，国民党在云南以及西南各省的部队，统编为四个方面军，关麟征被任命为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官，卢汉任司令官，指挥卢汉所部及关麟征所部原有部队，继续担任滇南一带防守任务，保证了远征军及西南其它部队，在向湘西一带敌军发动反攻期间的交通补给，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关雨公与第五十二军---梁恺口述 , 李久泮笔记

　　首建第二十五师是关雨东将军，初组第五十二军也是他。自部队训练以至作战，他费了不少心力。我敢说，第五十二军的官兵，在战争舞台上，是称职的演员，历数十年的变迁，第五十二军还能保持了原有的型态，不能不说是当初的基础打得好。

雨公为第五十二军付出了毕生精力，也与第五十二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对这个部队的关与旧属的爱护，不因其本人离开而稍减。尤其是，他对我个人的关切，更是无微不至，使我在第五十二军有四进四出的纪录，其中固有非我所能为者，但彼念旧之情，仍令人感激的。

　　 七七抗战后，我调任第二十五师副师长，所缺第七十三旅旅长职，由海鸥将军接替。我做副师长时间很短，奉调任税警总团副总团长，总团长是黄达公（黄杰）。此为我首次离开第五十二军。之后，河南省保安团队编为第九十军（军长彭进之），辖第一九五师、第一九六师。

我奉派为第一九五师师长，编补虽告就绪，训练尚未着手。突奉调我师到关作战，由于官兵素无作战经验，装备又极粗劣，遇上强敌，吃了败仗。我曾自请处分，幸蒙上峰洞个中情况，未予罪责，且令我师开鄂待命，划归第五十二军建制，此为我第二次进入第五十二军。

关雨公的第五十二军原有两个师 – 第二师、第二十，堪称劲旅，刚刚由保安团队编成的第一九五师，哪能与他们比，后闻雨公为平衡三个师的战力，因将三个师所属营团作大幅调动，也就是说，由第一九五师拨两个团，调到那两个师去，那两师各调一团到第一九五师来，从此在运用上便无劣不齐的顾虑了。

　　 1939 年 9 月，雨公因我在阳新作战有功，保我升任第五十二军副军长。翌年 5 月，奉委员长命调任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校副主任，主任是黄达公，此为我第二次离开第五十二军。

　　 我记得，曾同关雨公和黄达公谈过“办教育，非我所长”这些话。 1947 年 8 月，因而奉调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兼衡来师管区司令。此为我第三次进入第五十二军。

1942 年 6 月间，雨公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驻在云南。我是职业军人，对军事部队生活，较能适应，对军事机关之防守部，颇乏兴趣。杜司令官乃改调我任第五军副军长，命令发表后，我去看邱清泉军长，哪知他竟摆出杯酒不设的姿态。原来他因一点小事对我有误会，我便没有办报到手续，闲居在昆明。正感苦闷中，雨公来访。

他立即为我解决了客旅的经济难题，还要我再回第五十二军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无意再回娘家。雨公询我：与第五十四军副军长傅某对调如何？之因他故而作罢论。但重作冯妇，实非本意。为此我第四次进入第五十二军。随军经越南转开东北一段时间后，我才升任军长。
　　
　　 1947 年 10 月，东北长官部裁撒，陈辞公接长东北行营主任，我奉调孙渡兵团副司令官，后又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派在长沙绥署服务。

1949 年，时局逆转，眼见长沙绥署主任程潜企图投共，为免卷入漩涡，乃携眷辗转逃抵香港避难。若非雨公就近（时彼亦在港）照顾与接济，惟有效伍子胥吹箫谋生了。

　　 以上所述各节，仅举彼对个人之恩惠，至雨公毕生处事为人，为同学、同事、朋友、亲族、部属以及长官所公认者；有朋有识，性格豪爽，对上，对下诚，对友信，小事马虎，大事认真，常以稳、忍、狠三字，为作战法宝，致能常操胜算。

但彼之个性，却也非常固执。非金钱和权势所能左右的。其不来台定居者，也许是他自以为是之理由。观其逝世后，本可以国民大会代表之身份，领到一笔不少之抚恤金。其夫人 徐孝仁 女士，竟愿放弃权利，即在台亲友，有为雨公举行追掉会之议，又为 关 夫人婉拒。凡此皆遵雨公生前之遗志。

　　 [ 注 ] ：二十五师于十北口战事结束后，有人发现长城邻近一座小山，有一庞大土冢，还树立一块墓碑，上书“支那七勇士”。

据云（日本文件所记）日军为清扫阵地，之加派兵力猛攻，由于守军顽强抵抗，仍未得手，而伤亡更大，乃改调炮兵施以轰击，以致堡垒全毁，迄至寂静无任何反击声后，日军始派人前往探窥，仅见七具尸体。

日人认为守军七人，自知寡不敌众，如弃堡退却，或坐以待掳，当不致死，于此可见其忠勇，可敬可畏。因此就地合葬，以慰忠魂，美国美高梅电影公司，曾于中日在长城对抗时，本派有专人随军摄取战斗镜头，乃根据七勇士之资料，编成剧本，制成电影，在拍摄电影中，该公司曾洽请二十五师协助，雨公与我均上过镜头。

惟此七勇士，迄未查出姓名，唯从我方作战地区划分判断，也许是我七十三旅一四五团之士兵弟兄。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五期。有删节）。

我所知道的关麟征将军--- 蒋明华

　　我作为关将军的下属，长达 14 年之久，由于卑职小，看关将军犹如仰视巍峨的高山，虽能见其外貌，但对其中的林泉幽胜，并不尽悉。关将军参与军国大计活动，我不清楚，只能就我耳闻目睹的部分情况，叙述我个人的感触和认识。

根据唯物辩证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应用在对人的观察上，也必须研究他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处于甚么地位。

我觉得关将军的一生，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他的思想认识也是不断前进的，因此就不应把他某个时期的一言一行，用作总结他一生的定评。例如有人加给他以“反共将领”的头衔，我觉得是不公正的，他一生实际是为国家为人民，不断奋斗的一生，这可以用他自己的历史事实加以验证。

　　 我是 1936 年 2 月到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五师的，那时关是师长，社聿明是副师长，梁恺、张耀明分任旅长。侚们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

至于中下级干部，据闻也都是军校各期毕业的，单从这一点就可明白这是不折不扣的嫡系正牌的中央军，无论从军容、军纪、装备、员额各方面窥察，都使你感到这和一般杂牌队伍是不同的。

在和旧同事们的闻谈中，得知师长在 1933 年，曾在长城古北口抗日，身负数伤，并闻在《何梅协议》前，日方提出必须关、黄（第二师师长黄杰）两师调离华北，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结果部队奉命南调时，关和有些部下因国家蒙受屈辱，爱国志向不能伸张，在战场上没有失掉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失掉了，而痛哭流涕。

我听了之后，深感这个部队非同一般，不仅主将忠勇爱国，而部队在主将的精神感召下，亦能同仇敌气，深感个人能在这个部队工作与有荣焉。

　　 就在 1936 年的春天，陕北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电蒋告急，蒋介石调派大批所谓中央军进入山西，关的第二十五师也是其中的一部份。

他的部队是扼守同蒲路上的洪洞、越城、霍县、灵石一带。大批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堵截下，红军不得东进，不久就退回陕北。第二十五师也因“两广事变”调出山西。

　　 1936 年秋红军贺龙、徐向前两部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地带，蒋介石又调派大军进剿，关将军奉令后，集合全师下命令，他以磅礴的气慨，斩钉截铁般的语言，要求部下严守纪律，奋勇作战，一定要完成任务。

那态势给人们的感觉，好像红军是不堪一击的。这时候关将军还 ? 过三十岁左右，少年得志，未免勇于自信，蔑视一切，况又身受蒋介石的培育拔擢，深得信任，知遇的恩德，更使他无条件对蒋介石效忠，以蒋的意志为意志。蒋在那时被尊奉为全国唯一领袖，曾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俨然是“民族英雄”。

他也把蒋看成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故对蒋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也尊奉不疑，以为剿共就是为抗日创造条件，在这种思想古配下，他既受命剿共，主观上是恨不能把红军一口吃掉，当然是全力以赴，不留余地。这时他是认真对付共产党，毫不动摇的。

　　 军行至宝鸡以后，立即侦杳红军情况，探得哪里有红军，就往里进军，一路经过凤县、两当、徽县、天水、秦安等地，翻山越岭，每日行军近百里，劲鼓得十足。

可是闻风赶去时，总是扑空，却看不到红军的影子。过了秦安，在通渭、会宁境内，不但见不到红军，连老百姓也见不到了，每到一处，都是只有村庄没有人，可是屋里的东西是完好的，门不落锁，房屋也不像久无人住的样子。

　　 关将军是注意军民关系的，他想到老百姓所以躲避国军，不会没有原因。当时国共两军像捉迷藏一样，此去彼来，经过的部队又多，难保没有骚扰，而且在当时行军无定，粮草是就地采购的，便怀疑问题是出在这里。

于是下令全师，每天取用老百姓的物品，若没有物主，也要按值估价，照价封金（封包当时通用的货币），放在所用物品中，留给物主，在封皮上要写明番号、部别。并责令政工人员于各部每日由宿营地开拨后，进行检查，形成制度，查得不按规定封金的，即予严惩，这在西北曾留下很好声誉。

　　 在陕甘进剿期间，时间不短，际上只打过一次仗。那是在一天的傍晚时分，军行至孙家河滩，中了红军的埋伏，双方混战了一个多小时，天黑了，红军自己撤走了，我们就在河滩上露营。

此后再没遇军，只见红军留下的文告和标语。文告的署名是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标语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其中有“欢迎国军二十五师和我们一同抗日”，“二十五师要发扬当年长城抗日精神”……可是在当时一般人，连关将军自己，并不理解这是共产党在政治上对他的真诚号召，反以为红军自己，并不理解这是好的手段进行拉拢，当作笑谈。更不懂共产党经过反盲动主义、反左倾冒险主义，总结出了经验教训，是照他们认定的正确道路走，共非畏怯。

　　 关将军就这样率部在陕甘转了两三个月，总是行军，找不到仗打，经过固原、海原直到黄河边上的靖远，剿共算告一段落，另执行一项新任务 – 到定远营，去驱逐日水特务机关。于是由靖远到中宁，渡过黄河，从中卫沿黄河以西，贺兰山以东的狭长地区北进。

这里盛产水稻，也算是鱼米之乡，有塞北江南之称。定远营在贺兰山西面的阿拉善旗，原以为要翻越贺兰山，奇怪的是并没有翻山，就到了山西，原来是顺着贺兰山缺口处大道过去的，令人想到岳满江红记，“驾长车踏码贺兰山阙”之句，但岳武穆只是抒发他要扫荡金虏的愿望，并未得身临此地，我们今天却随关将军实实在在地从贺兰山阙踏过，去驱逐日寇，不禁有一种自豪感，关将军的感触当然更加深切些。部队达定远营时，日本持务机关早已闻讯，把电台和重要物品搬上飞机逃跑了。

我军把他们的一切设施和飞机场予以破坏，把所遗物资加以检查和没收。在留驻期间，关将军向阿拉善王和宁夏主席马鸿逵做一些联谊和团结工作，关系甚为融洽。

　　 12 月 12 日 发生了西安事变。我师奉命东调，由叶升堡踏冰过黄河，经灵武到泾川，得悉和谈经过，事变已结束，国共合作抗日，遂留驻泾川，后移咸阳，直至抗战。

从 1937 年 7 月 7 月卢构桥事变爆发，抗战开始至 1939 年湘北大捷，这两年多时间里，关将军转战在河北、河南、鲁南、苏北、江西、湖南等地，屡着战功，他知兵善战，有卓越的统驭和指挥才能，被誉为抗日名将之一，人所尽知，兹不赘述。

　　湘北大捷后，日寇有假道越南进兵的企图，直接威 胁 后方的广西、云南，影响抗日全局。关将军在这种情势下，奉命率第九集团军的五十二军、五十四军，赶赴云南，担任滇越铁路以东云南国境备任务。他知道责任重大，积极备战，一面令所属构筑国防工事，一面加紧部队作战训练，准备等敌人来时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可是日寇并没有从这里武装进攻，只是作了一些鬼鬼崇崇的间活动。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边防部队查获一个偷越国境的姓钱的青年人，送到部，经审讯，他供出是替一个名叫韦炎培的人送信给关总司令，说韦炎培是中国人，现在替日本人当特务，但他愿意利用机会报效祖国，把敌情供给我方，才派他前来代为输诚云云。及将供词呈核，总司令指示：“要姓钱的写信给韦炎培，看韦是否前来以验真伪。”

结果韦来了，表示他对祖国无限的忠诚，并不是甘心当汉奸。关将军听了他的表示，委他为谍报队少校副队长，由他掩护我方报人员，进入越南活动。

在那里他不时把谍报员们转移地点，以谋安全，谍报队长孙俊伯更带领一连人夜袭猛康，捕捉逃兵（因当时在坏人勾引下，曾有极少的逃兵在猛康活动），不料未获成功反负伤被俘，一连人损伤过半。

数月后韦又出现在猛康，见孙俊伯为阶下囚，深表遗憾。说他数月来，系在第一集团军防区活动，不知孙在此蒙难，现在当然要营救，但为掩蔽敌人耳目，要孙先装病，继装死，把他放在棺材里名为抬出掩埋，及抬到国境遂开棺放回。

对此孙自然感恩戴德，幸未客死异国。及将经过报告总座，并述在越南所见，说亲眼见到韦在越南很吃很开，连法国的三花官（约相当于我国的上校级）对他也显得卑躬折节。不料关将军听了不由分说，竟命将孙队长关押，实令人不解。

原来关将军痛恨孙俊伯愚蠢无能被敌玩弄利用，身受其害，仍不自觉，反以敌为友为之宣传。孙知被押原因后，又表示能将韦补来，求我代向总座请命。我我也觉得事属可能，就和总座的秘书李昌琪去见他，说明孙俊伯想去立功赎罪，特为转达。

总座听了说：“你不要管他，他想跑，他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说：“这个汉奸确实有些段和胆量，但他并未逃过总座的眼睛，若留着他终归是个祸害，不如把他除掉，可去一隐患。即而捕不到，也不过花点路费、工夫，绝不会像孙队长那样受到损兵被俘的遭遇。

再从汉奸这次放回孙队长的经过看，并非有爱于孙队长，显然是摆设圈套，有更大的企图，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阴谋打算被识破，正可将计就，诱他上网。”

总司令听了说：“要去就是你去。”

我说：“总司令要我去，我能不去吗？”

他说：“当着李秘书，军中无戏言，你要甚么东西，要哪处的人只管说。”

我说：“甚么都不要，只要特务营派一班人跟去就行。”

次日老早特务营就派了一班人去我那里，原来是个排长临时派任的班长，说是奉总座谕，连这个班都是经过挑选新编成的。

从这件小事可见关将军英明过人，孙俊伯亲与其事，被利用，受残害，而不觉察，总座综所前后经过情况，即能洞烛其奸，而为所惑。要特务营派一班人的小事，也亲加指示，可见他处理问题的审慎态度。

我化装一个副官，让孙队长充作谢韦专使，领着一班人向中越边境进发，到了边境守卫连部，得番那里又来一个姓李的越南人住在附近老乡家，自称他是参与营救孙队长，被敌人察觉，将要逮捕他，他得悉情况，自己用手枪将帽子打一个洞，杀一只鸭子将血洒在帽子上，丢在地下以迷惑敌人，乘空偷跑国来避难，不能回去云云。

我听了，暗示孙队长，要连长立刻派人将他请来，倍加厚待，并由孙队长转达关将军对韦的爱国热情极力称赞，对救出队长更为感激，并微露有借重之意。

李也深信不，然后由孙李分别给韦炎培写信（李用越南文字，我们不识），促其前来，虽然经过很多周折，终归把韦炎培诱来就捕了。

他供出他和日本驻越南领事馆和日本军方都有关系，他是云南猪棚寨人，云南大学学生，《云南革命论》，主张挑拨云南地方势力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另成音傀儡攻权，依附日本，效满洲国故事。这才是他活动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收集我军情报。在关将军的指挥下，终于将这批汉奸诱捕镇压，消灭隐患于无形。

　　 关将军不但勇于作战，更严以治军，他的正规部队军纪是良好的，但那时成音的后勤单位，运输部队，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又是流动执勤，不在一处工作，监督不到，犯罪机会就比较多。

他常以“施无政之令，行无法之赏”教育部下，明示他的赏罚并不是尽按常规施行，有时小错亦或受重惩，只有认真守法，才免于受罚，以期无人犯罪。

但事与原违，有一个姓万的运输队长，为拿老百姓的一条毛 毡 子，被处以极刑。又有一天总座从电话中要我到分监部去监斩，我问斩哪个？他说：“你去就晓得了。”

到了分监部，分监葛林蔚笑问：“你是来讲情的吧？”我说：“讲啥情，总座要我来监斩，到底是啥事？斩哪个？”他说了经过，原来有一个运输队长，以曾给总司令当随随从副官，近因在队长任内克扣运扶工资，贪污肥己，被撤职交监护连看管，监护连长觉得他是跟过总座的人，未免循情，看管不严，现在要将该犯送军法处惩办，却找不到犯人了。

总座闻听大怒，说该监护连长违背命令，循情失职，定斩不赦。尊令执行后他又令给死者家属寄去恤金两千元。为了严肃军纪，杀一儆百，也可见他无可奈何的心境。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将军对共产党的态度，亦有所变化。在 1936 年时，他是以蒋介石的意志志剿共不遗余力，及在云南文山时，对执行蒋的指示就表现有些差距了。

1941 年，国民党恢复军队党务工作，各部队普遍举行集团入党，成立特别党部，部队主官就是同级党部的特派员。

关将军就任第九集团军特别党部特派员后，奉国民党中央电令：“兹授权第九集团军特别党部，代表中央，指挥所有入滇、入缅军队党务”。

“防止异党活动”是军队党部的四项中心工作之一。但在关将军代表中央指挥滇缅军队党务期间，对反共工作，除了承上启下照转一些官样文章外，并未作过甚么特殊的指示和要求。

当时总部方面也奉有处理异党分子办法，其中规定有“对真正的共产分子，不便公开处决（因为表面上国共还在合作）可秘密处决”。

这时驻防在麻栗坡的第一九八师（隶属黄维的第五十四军，师长郑挺锋）发现麻栗坡中学教员宣传共产主义，即予?捕送总部。计有黄禹臣（河北人，云南大学学生），刘清林（女，安徽人，西南联合大学学生），程先培（云南西畴人，昆明昆华师范学生）。

他们在证据面前都承认了，关将军不但没有将他们秘密处决，连一个判刑的也没有，只要他们写了一份悔过书，都释放了。关将军驻文山四五年中，就只发现过这一件共产党案件，他并未照上级的规定办理。

　　 常听见人们闲谈说关将军在人事关系上“对杂牌谦让，对正牌顶撞。”因为人们都知道他和他的顶头上司陈诚关系很坏，或不尽悉坏的原因。

有一次在开远校阅熊绶春的 103 师，在吃饭时，我听见他亲口让：在昆明某次军事会议上大陈诚，骂陈以军阀的行径把国家的军队把持着，和个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借以自重，不准改造，骂他是新军阀。说毕气的说：“恐怕他老子都没有他这样狠过。”

足见顶撞的程度。但在宁夏时曾和马鸿逵结拜兄弟；在云南几年，对龙云主任非常尊敬；对卢汉总司令也很客气。

我知有一件客气得不太恰当的，就在国民党中央授权他指挥滇缅军队党务工作时，对其他军师特别党部直接以“等因奉此，特电遵照”完事；对第一集团军特别党部，却于录原电之后，客气一番，说卢的资深望重，个人能疏浅，请卢出任领导。试想上级命令，也能私相转让吗。卢自然也客气一番，不会接受。

　　 他对杂牌谦让，并非怀有野心，为个人拉拢势力，只是为顾全大局，泯灭派系的界限，不使地方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产生被歧视的心理，想借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团结。顶撞也不是无原则的骄横跋扈，只是为使国民党军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摆脱个人关系。

　　 1945 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关将军被发表为东北九省保安可说，现在八年抗战八路军和我们共同打败日军，人民都希望过安定生活，再去发动内战，怎样向人民交代呢？

他主观不愿去东北，适逢龙云不甘心杜聿明留在云南，推荐关将军，他遂得和杜聿明对调，改任云南备总司令。可是这时的昆明却是非常混乱的，龙云的地方残余武装，军统的大批特务，加上抗战胜利后，裁撤了一些部队，政府把编余军官在昆明成立了第十六军官总队，这个总队辖五个大队，队员约两千人，无法无天，无事生事，闲逛街头，治安很坏。

“一二．一”惨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说关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还说关曾公开宣称“学生有在校开会的自己，我也有在校外开枪的自由”，这句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合。

第一、惨案是 11 月 30 日 夜在云南大学校内发生的，学生开会时被暴徒袭击，并非在校外遇害，说“在校外有开枪自由”，口气不合事实。

第二、我虽不知暴徒的来历和行凶经过情况，但“一二．一”那天昆明学生举着头天晚上被害学生的血衣，在街上游行，我是亲眼看见的，游行队伍并没有遭到阻止和镇压。关这时掌握着全省的军警武装力量，他若真说过他在校外有开枪的自由，何以没有在这时自由开枪？

第三、这和关将军一向的作风，及当时的职责要求不符合。因此我相信关将军不会说这样的话。当然他是云南警备总司令，在他身边发生惨案他有责任，但事实应当弄清，不应当以想当然，不查事实，妄加罪名，何况抗战胜利以后，关将军本人也是不愿参加内战的，那会去残害反内战的学生呢？

　　1946 年秋，他调往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初任教育长，继任校长，从摆脱了带兵的职务。

1948 年 6 月我去南京，住在军校驻京办事处，在和周处长景康闲谈中，他告诉我，前不久陈诚曾向蒋介石推荐关将军代替汤恩伯出任第一兵团总司令，蒋征询他的意见时，幸他借故婉辞了。

周表示他辞的好，并说这明明“是陈诚想借刀杀人，若不辞掉，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要准备坐陆军监狱，我只好天天给他送饭了（听说周处长是关将军童年的老师）。”这事外面很少人知，但从这里又一次看出，关是不愿参加内战的。

　　1949 年秋，国民党政府发表他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关将军根本就没去就任新职，而退居香港了。

对此各人的看法不一样，有的人说：他看战己近尾声，腐败的蒋政权将归瓦解，以后，“事业”、“官途”都没有甚么前途，所以不愿再干。也有人责他“不支撑危局，官做够了，撒手享福去了。”

其实这些说法都未免有点片面性，不了解关将军的苦衷，他不是认事不清的人，从民心向背看，他知道老百姓久经战乱，都希望过和平安定生活。

共产党顺应民心，为人民所拥护是必然胜利，也知道国民党腐败乖谬，自绝于人民，必然失败。

但蒋介石毕竟和他有师生之谊，又是他的老长官，他冲不破传统的封建道德的束缚，不能从政治上和蒋划清界限，归向人民。

但也不能去支持蒋政权与人民。过去在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虽是蒋政权的有力支持者，而那时的敌人是军阀和帝国主义。

现所以不能再替蒋介石卖命，并非全为蒋王朝即将崩溃，而是因为今天蒋介石的枪口是在指向人民。

他的处境在他觉得是左右为茌的，他不愿作洪承畴，怕在历史上背上不忠的恶名，更不能作史可法，尽忠到底，因为他不能去屠杀人民。所以只有另寻出路，弃官不就，去海外当他的老百姓。

关麟征将军宴请马鸿逵--- 宋旭初

　　 1938 年，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司令长指挥下，关麟征率第五十二军，参加台儿庄战役，是主力部队之一，大获胜利，日寇丧胆。

1941 年，关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时，指挥部队，在湖南北部与日军作战，获得有名的“湘北大捷”。由是关麟征之名，中外传颂。秦腔戏剧作家樊仰山，专写一剧本《湘北大捷》，即为关麟征而写，曾在西安易俗社上演多时，场场客满，可见当时群众对关将军之敬仰。

　　 1944 年初秋，关麟征由湖南前线返回西安，西安党政军等各界友人，前往车站欢迎，我亦参加，当时景况非常热烈。关将军身着草黄色军装，精神饱满，气魄英伟而和蔼。

下车笑容满面，先向大家举手敬礼，然急步向前，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口中不断说着“谢谢”、“不敢当”、“好好”……等语。

火车站早已打开中门，由张凤翙，寇遐、徐经济等十多人陪同关将军走在前面，众多欢迎者紧随在后，步出车站。当时的西安车站站长张炎，见了关将军，先深深鞠了一躬说“我今天能见到关将军，深感荣幸”，可见关将军当时在群众中的威信。

关行至车站广场，早已有车候接，关上车前，再面向大家敬礼，高举右手，在空中摆动，大声说：“我感谢大家，我一定抽空再和大家深谈。”说毕，驱车入城。

　　 关到西安后，应官方之请，作了番应酬之后，一天下午 7 时，请许多友人，在他二府街的家里，举行联欢晚会，借西安易俗社的场面（乐队），作为清唱伴奏，并特请易易俗社著名演员宋上华、孟遏云、刘易平等到场助兴。关呼宋上华为宋上老，表示赞赏宋上华艺术高超老练之意，对其他名涳员均以友情相待，毫无傲慢表示，令人感到温暖。

　　 当时应邀到场的有：张凤翙（辛亥革命后陕西第一任都督）、寇遐（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著名书法家）、左协中（第二十二军军长）、田毅安（黄埔一期学生，陕西省军事征运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经济（陕西省保安副司令，黄埔一期学生）、魏炳文（黄埔一期学生，某军副军长）、赵化民（黄埔一期学生，汉中师管区司令）、郭景堂（黄埔一期学生，曾任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牛子贞（留日学生，第三十八军西安办事处长，主要办理招待事宜）等数十人，亦应邀参加。

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忽报马主席到，关麟征急步走向大门，左协中等随关出外，不一会，听见高声谈话和大笑声，只见关等数人陪同一位大胖子走来，我见是马鸿逵。

1943 年春，我曾到宁夏点验过马家部队，在中宁和银川住了多日对宁马略有了解，马鸿逵是第十一军上将军长，宁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统辖包括八十一军在内，共约 6 万余人。

当时马见大家站着迎他，老远向大家拱拱手说：“唉呀！对不起，对不起，有点要事，迟来一步，请大家原谅。”关麟征向大家一一介绍，彼此客套一番，马鸿逵坐在靠近左协中的沙发上。他真胖得吓人，一个单人沙发，马坐下去，占得满满的，肚子挺得很高，背项拥成大折皱，前项拥成重下巴，坐在那里好似一个弥勒佛。

　　 大家略事闲谈，清唱开始，在音乐伴奏下，宋上华等著名演员先各来了一段，接着张凤翙，田毅安等及一些秦腔爱好者的票友各唱一段。

张田等一过是逢场作戏，凑凑热闹，当然谈不上美好，但几位名演员和票友，唱得幽扬顿挫，戏情逼真，音响悦耳，令人兴奋。

马鸿逵忽然举手说：“我也来一段。”大家当然拍手欢迎，想看个稀罕，想看看封强大吏唱秦腔。

马接着说：“各位朋友，兄弟今天有来到关兄之家。我们是老朋友了。又有诸位友好在座，咱们欢聚一堂，实在难得。兄弟今天特别高兴。我虽然唱得不好，可愿献丑助兴，请大家多多包涵。”

马说完，又是一阵掌声。关麟征高兴地大声说：“承蒙马兄助兴，小弟深感感荣幸，不知马兄唱甚么？”马说“《走雪》。”

关说：“马兄唱老曹夫，一定拿手。”

马说：“不，我唱曹玉莲。”掌声又起。

大家都想看看这个特大胖子，如何演唱旦角？于是张凤翙提议，由马天成（解放后任甘肃省秦腔剧团团长，后为文化厅秘书，现离休写剧本）配唱老曹囚。

音乐立即按调开场，马鸿逵站起，先咳嗽几声，向大家略笑一下，注意倾听音乐的板眼，到该唱的时候，他用力把声压得细细的唱出女高音，第一句刚落音，掌声大作，还有喊好的。

《走雪》开场时，在音乐上是滚板，在台词上是旦唱一句，老生唱一句，马第一声唱完，由于掌声太大，几乎淹没了老生的唱词。

初开始时，马的唱腔确合乎音节规律，虽不能说很好，起码可以说很懂。他的脸本来就是黑红色，由于出力太大，变成了紫色，看样子很吃力，唱不多时，开始有些跟不上板眼，继而唱腔有些走样，汗也冒出来了，勉强又唱了几句，最后一句没唱完，是停止了，哑声笑了一下，操着浓厚的甘肃口音说：“不行了，不行了，唱不成了。”

在裤兜里掏出手帕，在脸上汗，似乎很疲倦地躺坐在沙发上，喘着气。有的人开玩笑地说：“马主席这两下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呀。”

有的说“不错不错”，有的只说：“蛮可以嘛”。

寇遐说：“不能把外行比专业，这就很可以了。”

马笑着说：“我虽然唱得不好，兄们不卖票。”

又是一阵大笑，接着继续清唱，延至晚 10 点多，大家还未尽兴。

　　 联欢会进行到十一时许，寇遐忽然大声说，十二点“靖街”，我们怎么回去。

关说：“不要紧，我马上给警备司令部打招呼。”随即吩咐副官打电话。不一会儿，

关向大家宣布说：“戒严时间延至下两点，请大家尽情欢乐吧！”不多时，清唱停止，大家自动分摊闲谈，于是欢笑声，高谈声，此起彼伏，非常热闹。关不断到各摊陪谈，声音爽朗，语多诙谐，妙趣横生，众感亲切，皆大欢喜。

大家谈笑中，忽有人大喊：“一点多了，再迟就回不去了。”大家一阵忙乱，各找自己携带之物，关麟征送出大门，一一握手告别，在一阵“再见”声中，大家各自东西。

　　 我回到家里回忆当天的联欢会，前后约六七小时，自始至终，关将军精神饱满，亮无倦容，谈笑自然，平易近，热情诚恳的情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联系到他的抗日战功，不由我敬佩不已。

忆恩师关将军---张梦还



一

　　雨东校长逝世己经十个年头了，但每一回忆起来，他的容貌神态，仍然活生生的在眼前。

　　 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二十二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期，全国分成 14 个招生区，由步兵科长李邦藩将军任招生主任，于双流举行预备入伍。

　　 在入伍的前夕，我接家父从南京写来的一封长信，提到关教育长是黄埔军人中少有的名将，生平恶战无数，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提到古北口、台儿庄以及湘北第一次大捷等战役。

　　 信上又说，军人的事业在战场，许多办教育很成功的军人，本身不一定善战，而关教育长却是百战功高的名将，能够一开始就接受关将军训练，可说是运气好，一定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的本领。关教育长早年在第二十五师师长任内，曾经在北平举办过大中学生的军事训练，可说办军事也富有经验。勉励我刻苦用功，努力学习。这封信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在预备入伍期间，连队长的面都很少见到，更高级的官长当然不用提了。 入伍以后，才算有机会第一次到北较场听训。那一次好像是关氏升为校长，主要是向二十一期同学训话，我们这些新生站得很远。

　　 关校长最后才提到我们二十二期。他说：“二十二期的入伍生，们们并不是甚么入伍生，你们是入伍兵，是新兵，学习怎样当兵的！当兵并不简单，你们现在连当兵都没有资格！往后几个月之中，能够成为一个合乎标准的士兵，就算是很成功了。”
我们感到话不投机，年青人都自视甚高。没想到校长这样看不起我们，居然连当兵都不够资格，还有甚么干头呢？

　　 入伍训练非常严格，从吃饭穿衣起，样样都得学，而且非常之紧张。
校长再下令，加强夜间教育，一个礼拜起码三次，再不然就是会总队紧急集合，行军赶到北较场，休息 一两 个钟头，又急毛火窜地赶回双流。这种急行军不是在下午七点开始，就是在凌晨雨点钟左右。入伍生生活之紧张，实非身受其苦者难于体会。

二

　　 当时学校提倡研究“三合阵地”，各队都修建各种不同的地盘模型。我并不知道这是校长的心血结晶之一，在建的时候我便说“阵地工事建造再好有甚么用？一颗原子弹扔下来就甚么都完蛋了。”

　　 我的区队附说：“你该去研究国防科学，而不该进军校，你是来学习射击战斗，不是来学习核子战争的呀？”

　　 我说：“军校也该加一门原子弹的课程。”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好高鹜远。
　　

　　入伍后我们渐渐懂得脚踏实地，明白任何事都要从基本开始，一步都错不得。
在举行分科入伍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我们的陈总队长被撤职。

　　 入伍期满，照例要长途行军，谁也想不到在部队出发以后，校长驱车到双流来视察营房。他发现两个中队的内务很差，营地也不打扫干净，这使他非常恼火。生气地说：“你们不务实，认为马上就要分科了，别的事都可以马虎了，为甚么要马虎呢？将来你们带兵怎么办？不属于自己的就可以不理了，怎么打仗？幸亏只有两个队使我失望，要不然你们全得再次入伍。”

　　 这次受罚的官长当然不总队长一人，不过总队的处分最重，本来他该升少将，已经报到国防部去了，又再打报告，取消保升，而连少将衔都撤消了，仍然是上校。对我们的处罚是取消假期，连校庆都不放假。

三

　　 分科以后，校长经常训话，他讲解战略战术都是结合历史的。在记忆中听得最吃力的是坎拿会战，那是纪元前 216 年的事，汉尼巴打败罗马瓦尔娄的一场歼灭战。我们在教科书上从来没读过，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在中正堂听讲又无法做笔记，相当吃力。

　　 关校长的口才是很好的，他解释鲁登道夫《民族战争论》和克劳塞维斯相反的地方，总能够深入浅出，使人听得津津有味。

校长向我们训话的时候很多，从兵器演进、战法演进开始，到人力、经济、组织、军队的质量、战争的目标、战略战术的运用、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会战指导、将师之重要性、西方战法之演进等等。

　　 他也很重视东方的战法，不过他另有一套解释，特别强调刚性战和韧性战，以及攻势防御、诱击战法等等。

　　 校长有时候也讲他自己的经验，要我们特心小地方，任何小事不加以预防，都会遭遇失败。“就拿你们分科前的长途行军来说，由于指挥官没有考虑到道路的情况，如果是作战的话，你们已经失败了。”

　　 这次训话使同学们都感到震动。那次行军由于天雨，道路情况极端恶劣，领先的两三百人问题不大，可是泥泞道路经几百人一踩，后面的人一步一个筋斗，再往后边，就更惨，大多数人连人带枪都糊满了泥巴，掉队的特别多。直到上了公路，情形才有所改善，这次经验我们每个人都记得。

　　 “想想看，你们只有一千多人，都是轻武器，天雨路滑，就会一团糟，假如大军作战，配备重武器，遇上天雨，选择这样的道路还了得吗？指挥官的头脑就是战场，他的思想一定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一点想不到，就成了屠杀自己部队的刽子手。”

　　 1949 年成都作战，大军云集，国民党军虽说是由胡总部指挥，实际发令的是蒋先生，当我们听到大军向大邑集中的时候，便知道这一仗已经完全失败了。

　　 先不说该不该向西昌转进，那时一连下了好多天大雨，所有的土路都能走，除非走公路中央。川西乡间泥土松软，胡部重武器多，根本没法子展开。

　　 后来我在香港见到关校，谈起川西作战的情形，他叹了一口气：“我们校长（指蒋介石）虽然领导过北伐和抗战，实在他不大会打仗的。”这是我所听过他对 庄 先生唯一不恭敬的批评了。

四

关校长初当军校时即提出四大兴革：
一、废除体罚，培养廉耻；
二、赏自下起，罚从上起；
三、改革教学，时间第一；
四、人事公开，经济公开。

　　 这四点都切切实实地做到了。在学校里高级军官受处罚的时候不少，没有丝毫情面可讲。

　　 军校各督练区的门口，从竖立着两块牌子，分别写着“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校长一见，便命令马撤掉。他认为这种口号是不务实的，对于有功有能的将士，国家赐爵酬功是应该的；说到贪生怕死，他最恨“愚勇”，说：“作战是叫打击敌人，歼灭敌军，不是叫你去送死。”

　　 我们战术课程的试卷，或者绘图，他经常抽样查看，经常不满意。不止一次地说：“你们指挥官的位置太前了，打仗不能这样子，指挥官的勇气是表在决心上，不是表现在行动上。营长阵亡，对伓营的士气打击很大，指挥官不能较多牺牲，因为接替你的人，不明白你真正的意图，会影响会局的。”

　　 从前军校兴唱《满江红》，配以舞蹈动作，倒也慷慨激昂。校长一看，大不高兴：“现在是甚么时候了，还在搞这一套？”

　　 从此以后，再看不到这种舞蹈了。

　　 校长认为，军校是军官养成教育，最紧要是实务，学的是练兵、带兵、作战，而不是唱高调。

五

　　 升为军官学生以后，校长对我们鼓励多于责备。他要我们尽量运用头脑，大胆创造，同时也进行了一连串的比赛。

　　 记得有好几次作文比赛，军官和学生都可以加，而每次得奖的总是步一队的蔡希仁同学，蔡同学是川大历史系的讲师，中文根底好，年龄也比我们大，学识和见解都比一般人高些。

　　 在兵器创作和改进比赛时，我搞出了用枪榴弹发射照明弹，外带一个小降落伞，发射之后，降落伞张开，照明功效很令人满意。得到了第二名。

　　 第一名是“腾雷”，使地雷腾空爆炸，杀伤力可增强四倍。这是工兵科一个军官发明的。此外还有好几种，如重机枪的夜间瞄准器，以及我另外搞的手掷烟幕弹等等。
校长很高兴，特别将颁奖仪式压后到毕业典礼时举行，也把我们这些“发明”报到国防部去，结果当然没有下文。

　　 在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校长对我们似乎渐感满意了。

　　 有一次教育长吴克周中将下令夜晚紧急集合，步三队最先抵达中正堂。

　　 “两分半钟？这绝对不可能！枪房的门那么窄，一支支传出来也得两分多钟呀！”校长让又举行了一次，这次更快，两分二十五秒。

　　 我们毕业前的联合大演习，时间比已往的各期都短，一共享了三天夜。但决不轻松，因为几乎从头到尾校长都在场。

　　 夜晚八九点钟，骑兵队的同学赶来送信：“校长回去了，你们可以休息一下。”

　　 半夜一点钟光景，吉普车的车灯?远看得清楚：校长又来了。大家都奇怪，校长好像不需要睡觉的。

　　 这次大演习总算没有出毛病，谁敢有稍微松懈的心理，只要发生一点小毛病，轻则降期，重则开除。

　　 毕业典礼又是一关，我们都知道二十一期步一二大队在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一位同学因为听训时动了一下，立刻被降级。

　　 二十一期在毕业典礼举行以后，有三位同学在合作社打架，一律被开除学籍。这些之鍳，使我们在举行毕业典礼时难免心情紧张。

　　 军校阅兵是从不给外人看的，所有校门一律上锁，特务团增加卫兵，如临大敌。只有这一次邀请了几位嘉宾观礼，有 刘存厚 先生，王陵基上将，康式遵上将，，都是川军里的老将。

　　 军校事实上是德式，自总队长以下，区队长以上，一律是德式网盔、皮刀带、指挥刀，除了动作整齐、精神饱满之外，另有一种肃杀气氛，这种气氛使人热血沸腾，勇于赴死，这是在别处见不到的。

　　 阅兵典礼以后，部队齐集中正堂举行毕业典礼。头一个讲话的是刘存厚，黑马褂、蓝长衫，拿根手杖。 刘 先生讲话真是词不达意，不知道他说了些甚么，模样也很可笑，当然谁也不敢笑。

第二个是王陵基，他很谦和地说：“本人带兵数十年，也办过军事教育，可是像你们这样的军容，我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训练之精良，士气之豪壮，是我以往所梦想不到的，雨 东 先生训练的学生，果然不同。”

　　 轮到校长讲话时，他一点都不谦虚，一开口便说：“看到你们今天的军容，我感到很满意，不枉我这几年来付出了无数的精神和心血。告诉你们，你们只要把军队训练到和你样好，我保证你们打胜仗，不可能被打败的。”斩钉截铁、信心十足。校长这几句话，使我们感到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对于我个人，这一天更是毕生难忘的日子。在中正堂踢正步去领奖，任何人都会感到非常之光荣。

六

　　 分发的那天，下着微雨，军兵队奏起《友谊万岁》。校长给在蒋校长铜像前，接受离校学生致敬。卡车载着同学们，一部接一部经他面前，那场面真是动人极了。我们发现校长在流泪。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校长流泪，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可见师生之间的感情至深！

　　 南来以后，有一次和校长谈起，他说：“我当然难过，不单是惜别，我知道情势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一切都错。你们上战场只有送死，我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势，又不能对你们说。你们上战场只有送死，我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势，又不能对们说。你们身上有我多少心血，多少希望，眼看就要白白地断送，怎能够不伤心？”

　　 校长南来以后，退藏于密，很少和同学见面。我初来港时见过他一次，谈得很少，他表示可能到台湾，他说过一句：“我将来会用你们的”。从呴话中，可以想见校长仍然雄心勃勃。

　　 又隔了好几年，才见到他第二次，似乎校长无意复出了。也谈到些军事问题，提到金门的将领和防御，他说：“胡琏很有才气，能够打的；刘玉章是个战将，守金门当然没有问题。金门应该多修造些「三合阵地」，再把你们发明搞上去，不需要多少兵力，歼灭地带多，重要的是火力，何必要那么多兵呢？”

　　 “三合阵地”的主阵地，是从“梅花阵地”变出来的。在关校长任第四独立旅旅长时，由于乘胜追击，在砖佛寺中伏，受蔡升熙和陈赓之三万人包围，乃布梅花圆阵就地抵抗，打了一夜，由被包围转为拂晓攻击，以弱敌强，反败为胜。这种阵法好处在于可以充分发杨火力。

　　 “反斜面阵地”是在古北口和日军第八师团作战时发明的，由于日军的火力太厉害，只能把工事建在棱线之后，虽然不能充分发扬火力，却能收出奇制胜之功。

后来校长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驻军文山的时候，把这两种阵地组合起，再加上反射击设备，又经过长时间研究，便构成“三合阵地”。二十一期和二十二期的同学都使用过，的确有相当大的威力。

　　 “我相信金门一定有「三合阵地」，”我说，“刘玉章当然懂得。”

　　 他摇摇头：“他也不是很懂。刘玉章这个人意志坚决，能够死守，并不是很聪明的。我们的政府事事顺着美国人，美国人固执、自大。当然我在又不同了。”

七

　　 我看过一些报导，说昆明学潮时，校长曾恐吓学生说：“你们有游行的自己，我就有用机枪镇压的自由。”我绝对不信，这不是校长的作风。在香港时，我也当面问过他。

　　 他笑着反问：“你相信我会这样蠢吗？当时学生的情绪很激动，我安抚他们还来不及，岂会说这种话去刺激他们呢？”

　　 “我也不相信。”我说。

　　 “是这样的。”校长说，“在惨剧发生了以后，我召集各界开会，共商善后，学生提出要抬棺游行，我竭力劝阻，要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抬棺游行，大家情绪?泪动，一定会出更大的乱子。

学生说：‘我们有游行的自由，总司令该尊重我们这种自由'。

我说：‘我是为你们好，你们现在和军官总队已经成了水火不兼容，你们有游行的自由，军官总队也有游行的自由，你们双方游到一处，就是打的自由，你们又打不过他们，岂不是白吃亏吗？如果再发生惨安，谁能够负责？'我说打的自由是指他们打架，不是说我自己，更没有说‘我有用机枪镇压的自由'。”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总而言之，话经三人口，老虎变成狗。流言蜚语最为可怕。”校长说：“你知道不知道还有人说我用刺刀、手榴弹对付学生哩。”

　　 “这我倒不知道。”

　　 “我辞了云南警备总司令以后，在南京遇见陈继承。”校长继续说，“他一见面就和我开玩笑：‘老弟呀，对付学生要用另一套功夫，不能用刺刀、手榴弹呀！”

陈是我的老师，我总不能板起面孔说：‘老师，你胡说八道。'所以我用开玩笑的态度回答他，‘老师只教过我们使用刺刀手榴弹，可没有教过我们对付学生呀！'不知道怎么一传出来，就变成我用刺刀、手榴弹对付学生了。”

　　 要说使用刺刀、手榴弹压学生，别的军人或有可能，对校长造这种谣，可说连边都沾不上，只要对他稍有认识的人都不会相信的。

　　 在长城抗日的时候，第二十五师受伤的官兵很多，校长本人也被日军手榴弹炸伤，送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北京的大中学生排队献花，从医院问口一直排到王府井大街，使校长感动极了。

　　 后来第二十五师驻北平，实施大中学生军训，校长和学生们朝夕相处，及至“何梅协定”第二十五师撤离华北，学生们痛哭流涕。这是他亲自经历的。
在任何情形下，校长都不会对学生探取强硬手段的。

八

　　 校长的确是天生将才，他对国民党军几次大战役的失败，都能够一针见血的说出原因，而且也拿得出办法，很简单而有效。由此可见他已往战无不胜，决非偶然。

　　 台湾 张晴光 先生说他具有三个天赋特性，第一是具有魄力，具神威；第二是浩气冲天，从容乎强场之上；第三个特点是聪敏而机警。实在一点都不错。

　　 他指挥大兵团能够切实掌握部队，进退自如，使每一个作战单位都能充分发扬战力，命令能够贯彻到底，而且料敌如神，似乎他对战争有一种特别聪慧的领悟。

　　 不过校长性情太直率，不免“徒失贵臣之意”，这对校长的事业是致命伤。

　　 在“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侫之辈，悉为廊庙宰”的环境下，一个正直的军人，就算他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也不会有出路的。

发明「稳」「忍」「狠」三字经

关麟征用兵妙法
　　　　

　　　　关麟征，字雨东，陕西鄂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天性纯孝；笃于友谊。麟征虽属武人，然好学擅书，其草决笔走龙蛇；刚劲有致，弥为世珍！笔者谓彼当可与南香（翰屏）并列，知将军书者，当以余言为不谬也。

　　　　麟征投身军旅，初为排长，然每战均身先士卒，骁勇过人，所至有功，由东征讨陈之役以至北伐，累功晋升第四师第十一旅旅长。

　　　　民国二十年秋，石友三叛于冀南，刘桂堂附之，麟征奉令申讨，采急袭战法，于两小时内，即将盘据南宫刘之主力两团缴械解决，刘仅以身免！（按此种急袭法，乃在出其不意；攻其未备，或不使敌人有喘息机会，盖亦深知纵敌之患矣！然行此法，非智勇双全者，难收伟效。）

　　　　麟征智勇，可于其发明「穏」「忍」「狠」之用兵秘诀中见之。盖无智不能持「穏」「忍」；无勇则不能用「狠」也。所以麟征生平以此用兵，战必胜；攻必克焉！

　　　　又二十一年八月，麟征在大别山区金家寨地方剿共，以一旅之师，当敌二万之众，冲击数十次，卒获大胜，共方司令蔡申熙且被轰毙，金家寨敌之根据地，遂入中央军手中，是役论功，麟征升任第二十五师长。

　　　　二十六年抗战军兴，麟征己晋至五十二军军长职，于徐州外围，击溃矶谷板垣两个师团，造成台儿庄大捷！是时台儿庄守将为孙谋仲，一时乃有「关铁拳」，「孙钢头」之美誉，麟征亦以功擢升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但以迭经剧战，伤亡过重，旋奉命移地整补，整补后，又值湘北告急，麟征又率部兼程移师入湘防守。
　　　　

　　　　二十八年秋季，冈村宁次抽集华中大军，配以机舰，从湘北拟畧长沙，湘北地方辽阔，兵力犹单，但麟征早抱与敌偕亡决心，毫不为意，指挥若定，对来犯敌军，不绝予以打击，旋复于新墙汨河之间，将之击溃，于残敌逃遁时，又以敏速追击方法，使敌军死亡枕藉，此即第一次湘北大捷，亦世人所皆知者。是役记大功一次，真除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越年，易番号为九集军总司令，入滇兼滇南守备，直至日人投降。

　　　　胜利后，曾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未几，中枢以建军期间，需要培养干部人材，乃派麟征任陆军军校教育长，旋代蒋公充任校长，閧黄埔毕业生任军校校长之先河。

　　　　共匪渡江，华南危急，中枢拟任为陆军总司令，但彼以该职不能发挥作用，乃申请给予实权，后以不得要领，当值封翁疾作，乃辞归。大陆弃守，偕妻来港，以至于今焉。

侠农

　　民国二十一年榆关弃守，热河继之沦陷，日军于占领承德后，乘胜进逼长城各口，旋冷口、马兰峪、界领口、义院口，均入日军之手。冀辽边境已撤篱藩，华北形势顿呈危殆，人心之忧惧，几于不可终朝！

　　我们先说说当时华北人民逃难的情形，正如同一群小鸡子看见了天上的老鹰一样乱飞乱叫乱窜，有的向西北远处迁移，有的逃往上海，也有的就近趋避到天津的英法租界，或进入北平的东交民巷使馆界去托命。

　　这时候天津租界和北平东交民巷的房间租值，是直线上升的。平时每月租十元八元的，这时也涨成七八百元，有时拿这样大价钱还租不到。

钱少点的，就在六国饭店，利通饭店，这些旅馆先行往下，过一天，算一天，待着瞧吧！记得有一位收藏家，他有一部唐宋孤本，价值很大，当时在东交民巷找到一个马棚存放，但月租已涨至六百元，并一次要交三个月的租值，那时候纸币与银元同价，闻之令人咋舌！

　　恰好民国二十二年那年东交民巷为日本使馆值年，就宣布根据一九零一年的条约规定，东交民巷为外人居留地，华人无权居住，亦不得存放物品，一经查出，即行没收。这一下子，可使华人受损失者不少。

　　有些住不起东交民巷，或者有钱也租不到房屋的人，没办法可想，就在东城哈德门里接近东交民巷的地区，如苏州胡同、船板胡同、镇江胡同──这些地方叫做使馆保卫界，去想办法。

好像是只要沾点洋气的地方，就多一层安全感似的。这个依赖洋人的心理，近似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弄得人民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远自鸦片战争失败，清廷由夜郎自大一变为畏洋媚洋的政策，养成了中国人一种民族自卑感，所以逃往租界求保障之风，其由来久矣。

　　自廿九军在喜峰口抗战之后，日寇虽暂时休战，然其侵略野心，并未因此而稍戢。所以日本在长城各口的兵力部署，十分精锐而雄厚。计自榆关向西延伸，陆军师团就有三个，骑兵旅团就有一个，而且其势汹汹，好像随时都找机会向华北侵略的样子。

在我中央政府方面，对日本军事行动也看清了它的企图，因之也决定了一个抵御办法，由当时所谓战略名家杨杰拟定之自长城各口去杀敌的计划，这个办法，自然还是「攻势防御」，目的只要挫败日寇凶锋，为我长期抗战作准备。

　　根据这个计划，中央军第二师、廿五师、八十三师、八十七师等四个精锐部队，分自津浦、平汉、陇海各路北上增援。

　　这一次的行军，是极端秘密的，火车厢窗户紧闭，连车皮也蒙上布篷。外面看不出一个兵，沿途经过各站，除了加水上煤，火车是不停留的，真是个「排云驭气奔如电」，连车站的警察；也多不知道车厢里装的是甚么东西与甚么人物。火车到达目的地后，人们才知道是军队开到了。

　　八十三师、八十七师这两部官兵，均在平汉路北段之望都、涿州、良乡、长辛店等处下车，先头之廿五师在北平的安定门下车，第二师则在通州下车。
第二师和廿五师这两个部队，一下车立即开往北平之昌平、密云、南天门、古北口沿长城之线布防。

　　第二师师长是黄杰，廿五师师长关麟征，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八十七师师长王敬玖。这四位青年将领，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四个部队，又是国军中最精良的劲旅，不过这是就本国军队的比较而论，以视日军之素质、装备，就未免相形见拙了。但古北口、南天门之战，我们仍能以劣势装备，造成辉煌战果，这愈见其是难能可贵！

　　　　　　古北口那一仗是第廿五师和第二师两个主力与敌人接触的，而且也打得最好──作者又与两个部队高级官长多事接近，因之进入战场甚多便利，所以对当时的作战情形，极为清楚。这里所述，是偏重第二和第廿五师的作战情形。要了解这两个作战的部队，得先了解这两个师长的经历，所以在未叙述战况以前，先作点人物的介绍。

　　我们现在按着番号次序，先来说黄杰师长。

　　黄杰字达云，湖南长沙人，他的老家在长沙的东边叫做榔粟市，因为毗连浏阳，所以有人误传他是浏阳人。

　　他的祖父是逊清举人，在地方上颇着声望，父亲也学识渊博兼明医理，富有民族思想。逊清末年，加入革命鼓吹排满运动，以后，曾在新疆金树仁那里久任军医职务。

　　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家教又严，他自小就读了不的线装书本，能文章，工书法，中学毕业后，曾充当小学教员。

　　他是夙抱大志的人，这种吃粉笔饭的生活，当然羁勒他不住，因此，就脱下那一袭长衫，跑到军队里去工作。恰好那时广州革命政府创办黄埔军校，招考军官学生，他就和他那个部队的连长孙常钧，同道投奔黄埔去入营。

曾任湖南省政府保安处长的李树森，还是那时黄杰连里一个列兵，后来也都成了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黄杰在军校第一期受训之际，是编在第三队，王叔铭是和他同期同队的同学，民国十四年东征伐陈炯明时，蒋总统的基本部队是王柏龄和何应钦的两个教导团，黄杰毕业后，便派在何应钦这个教导团当见习官，惠阳克复，留军校二、三、四期学生任地方防守，第一期已任军官之学生，则随团出发转攻汕头，时黄已任排长了。

　　十五年二月何应钦代理第一军军长时，他升为连长，该军党代表为周恩来。周原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第四期以后，则调任何之第一军党代表。

　　从广东北伐，第一军辖下三个师：计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三师师长顾祝同。那时黄便派在顾祝同的第三师任营长。

　　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率所部第三顾祝同部进击闽淅，一二两师则由蒋总统亲自率军渡江入湖南经江西出长江去了。顾部打到福建后，周盛人部曹万顺归降革命军，闽局敉平，黄杰那时亦升到团长职位了。

　　二期北伐，他很有战功，到十九年，胡宗南长第一师，驻防江苏无锡，他以副师长兼任旅长。在黄埔一期同学中，胡氏爬得顶快，次于胡氏者，就算黄杰。真所谓同学少年多不贱了。

　　黄氏在廿一年二月接长汤恩伯的第二师，部队驻在陇海在线，这时部队是三三制，即每师三旅，每旅三团。第三师辖三个旅，旅长是王仲廉，郑洞国等。

　　就在这一年，他率所部第二师官兵，由河南璜川进入湖北麻墟山区，对匪攻击空前猛烈。嗣以该师伤亡至重。乃撤回陇海路整训，整训后，编成郑洞国之第四旅，罗奇之第六派，另赵公武的一个补充团，全师共为五个团的兵力。及至廿二年春，该师奉命北上，参加长城各口的防御任务。

　　说起来黄的文学修养，确不是一知半解的附庸风雅，无论作诗填词，都有他的一套。其作品散见于报章者甚多，虽不能说是何等名家，然立意甚有境界，造句不事雕琢，说口而出，自有妙境。

充当他的秘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一看到所拟的文稿，稍不如意，便登时丢在一边，亲自动手，而且所拟的确实高明；或把原稿稍为更换一两个字，真是恰到好处。自然，作为一个军人──冲锋陷阵，上马杀敌，固属天职；要是于粗卤，兴来拔剑拉枪，令人不可向迩，那也是要不得。

必也，于刚毅勇猛之中，加上点风流儒雅的气质，所谓「缓带轻裘羊叔子，羽扇纶巾乡侯」，那就可敬可爱了。尤其是缺乏幽点感的中国将领们，这点修养，都很需要的。

　　当古北口战斗剧烈之际，他的前进指挥所设在南天门山坡上的一座小庙里。作者当年曾为他写过一篇「庙中访师长」的访问记，对他的战场生活描写甚详。后来他驻防北平，常常到我的馆里来找我，有时我的事务忙乱，稿件又多，他兴之所至就把军装一脱，坐下来动手为我编写，红笔、剪刀、浆糊用得非常熟练，同人们都称他为「将军编辑」呢！

　　说到廿五师师长关麟征，则与黄杰另一风格精敏；外表一胖一瘦，尤其是显著的不同。可是有一点，关与黄同样爱好读书，黄的书法国学都有根底，是弥劲中含有妩媚之态；关则精于大草，作劈窠大字，龙飞凤舞。黄于军事学之外，对学问之兴趣，侧重于性灵，故对于诗词，特别爱好；关呢，一方面注意军事，一方面对哲学、古兵经以及周易研究尤动。

　　关字雨东，陕西鄂县人，他既出生在肴涵以西的闭塞之区。又何以能得风气之先，赶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期行列呢？原来党国元老于右任是他的乡前辈，那时于任靖国军总司令，经于氏的介绍，他就考进了黄埔第一期，同期同学中，他和宋希濂的年纪最小，那时候关还只是十八岁。

　　可是，他的身躯魁梧，不愧是一个关西大汉；秉性又聪明，很得蒋校长和其它各级师长的爱护，编在步兵科。他不但对典范令以及各种教程很有研究，而对大军统率学尤其用心，东征与讨伐刘杨诸役，迭奏肤功，遂邀元戎特达之知。

　　民国十五年北伐时，他已经当到了营长，嗣后向长江下游推进，他便被调升为徐庭瑶的第四师里面的团长。

　　简单的说，从东南平定以至北伐完成，他几乎总是站在第一线，勇往直前的。

　　民国十六年蒋总统为桂系所迫，宣布下野，革命中枢，陷于群龙无首，北伐军事停顿不前的状态。这时他首先组织黄埔同学会，拥护蒋先生继续领导北伐，又与李元凯两人密往奉化敦劝。

蒋总统之所以能旋仆旋起，身击安危，黄埔同学会是最有力的一个支撑。由此可见关氏不但是一员战将，而且又富有组织力。讨马之役，他的一团，每每是担任攻坚的任务，为当时张治中的教导第一师增色不少。

　　民国廿一年金家寨一役，论首功是关麟征的，而卫立煌却因此成了大名，金家寨且因此改为立煌县，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其实那完全因为关当时只是一个旅长，卫立煌是军长，位高功大，无形中就把职位小的掩没了。

　　徐向前在皖北吃他的亏不少，徐下面一个最骠悍的蔡申熙，就是被关旅当场击毙的。廿四年江西共党残余突围到了川黔边境的平南县，共党曾把该县改称申熙县，来纪念这个不及看到「人民翻身」的信徒。

　　不过，真实的战绩，终归不会埋没的。当皖北萧清后不久，中枢考核他历次战绩，功当受赏，遂升他为第廿五师师长。及廿二年宋哲元部喜峰口抗战后，日军图华益亟，长城各口，寇骑纵横，华北局势，惶惶不可终日，他与黄杰、刘戡、王敬玖等师，同时奉命北上增援。

　　廿五师辖下两个旅：一由副师长杜聿明兼任之七十五旅，另一为梁凯任旅长之七十三旅。师直属部队除骑兵连、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通信连、特务连外，另有补充兵一个团。

　　黄比关大五岁，如今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可是在三十年前的今日，则英姿秀发，同是少年得志的风云人物。

　　记得在古北口战争进行时期，北平的新闻工作人员，多与彼等发生友谊关系，时常发出有关的新闻，因是闹出很多有趣的笑话。

例如遇到一段战事消息，报纸上标题如用关黄两师，黄部友人中则表示不快，因为把黄字压在关的下面了；若是用黄关两师，相反方面的又是不愿意。今天虽是事隔卅多年，想起来仍是一作很有趣的故事。

　　当然，他们两位并不会为此事而有芥蒂，但双方部下好胜的心，在所难免。如今大家都是霜侵两鬓的人了，尤是他们两位虽则是宝刀不老，而修养也炉火纯青了，偶然回想起当时大家那种好胜的心情，却又不胜其依恋之至。但时间消逝，却是一件拖不回来的事情。古北口的人情事物，是永远印在我的脑子里的。

　　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和八十七师师长王敬玖两部，是驻防在平汉铁路北段之涿州、疏璃河、长辛店之线。这两个部队，我除和师长及较高级的官佐常往来外，部队方面，我接触机会比较少。以后抗战发生，刘麟书（刘戡）、王又平（王敬玖）两将军分在西北东南地区执戈杀敌，我则在西南战场随军工作。

民国三十七年戡乱时，刘将军于攻下延安后殉国。我既悲悼国家痛失元良，更悔前此少事交接，错过一个结识国士的机会，卅八年我从北方携眷经沪到闽，以又平兄担任第十编练司令，方子珊兄（先觉，曾干抗战期间在昆明共事两年）任其助手，驻防闽南漳州，我特由福州经厦门端程往晤，旧雨重逢，承他们两位热烈欢迎，一见面把我双手紧紧握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在漳州与他们倾谈三日，当时，他们还有意向朱绍良主席推荐我在福建办理行政督察工作，以利兵源之补充，惜我那时另有事务，急待转赴广州，辜负了两位好友的感情。今日写来，犹觉歉仄无已！

　　话题愈扯愈远了，我们还是讲回头来吧！

　　且说，中央部队北上增援后，八十三师、八十七师停驻在涿州、良乡、长辛店一带，第二师、第廿五师分向北平以北的昌平、密云、石匣、南天门及古北口一带赶速布防。这四个师统属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将军的建制，这项指挥的任务，原先中央是有意交给杨杰的，嗣以开入华北的四个部队与徐月祥（庭瑶）的关系深切，乃编成一个军由徐来指挥。

　　当部队到达北平防地时，正是北国的仲春季节，草木初苏，暮寒正浓，所谓乍暖还寒时候。中央军多是南方健儿，没有适应北方御寒的装备，只凭着一袭薄蒲的灰棉布军服，在料峭的寒风中战抖，完全是靠那一股爱国的勇气，热血沸腾，就暖于挟绩了。

到三月初，驻古北口外的日军第八师团西义一所部，向古北口西的白马关、西唐路、大火峪和东边的曹家路、唐子谷等处我阵地移动，这五个地方，都是古北口重要的关口，我守军在此情况下，当然要予以歼击，于是，双方战斗遂起。我方部队最先和日军接战的，是关麟征部的第廿五师。

　　这是一场最炽烈而艰苦的战斗。国军装备比日军差得远了，每一个连，当时平均只有一挺重机关枪，这是全连官兵枪存与存，枪亡与亡的唯一自动武器，其余就是迫击炮、轻机枪、步枪和驳壳枪。

可怜见的，这些尽是近距离的武器，如何能和现代化装备的日军战斗呢？日军的火力构成方式，是先用飞机轰炸我方阵地，摧毁了各项工事设备后，再以飞机上的机枪更番扫射，使我阵地官兵无法动转，然后才以坦克车开路继续炮轰，他的步兵便跟着前进。

我军官兵作战经验，以往只是与北洋军阀和流窜的匪类打仗所得来，那儿遇过这样大的阵仗？所以在战场上很吃些亏。我军唯一能够支撑的，是指挥官和各级部队长的毅勇与机警，凭他的战斗经验，灵活运用劣势装备，以巧取胜。

那时，我常身临战地到第一线去采访战讯，亲眼看到关师长对部队掌握的确实，随时捕捉有利的战机，发挥部队最大的战斗力。对于这些，我只有咋舌翘起大姆指的份儿。关杜对战斗的乐观和信心，使我的战地通讯，勇于向后方读者开出胜利的预约券！

　　同时，中央军对战区的军民合作做得彻底，军队纪律又好，现钱交易，公卖公买，使人民乐于协助军队作战。这是古北口战役又一有利的支柱。

　　最苦的情形是后方增援部队开不上去，所有交通路线，都处在日军的飞机威力圈之下，日机自朝至暮穿梭般的在平古大道上空，更番轰炸扫射，每次一来都是五六架，八十磅的小型炸弹，一下来就是六个，这是按着地图方格投掷的，使交通在线，每一点都在他们的空军威力搜索之中。

　　我方部队在白天是无法运动的，只有在早晚时分才能增援上去，而敌机有时在黑夜里要巡逻搜索，把照明弹投掷得亮如白昼。遇到这个场合，我方的部队又只好仗着掩蔽目标隐伏不动，等到弹光消灭后，再行前进。

本来从北平后方到古北口第一线，最多只要两小时的汽车就到了，可是在敌机瞰制下，竟要迟滞到一天之久，入夜的时间才能顺利的向前走去。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是面对日寇与饥饿两面作战，大厨房为了避免烟火暴露目标，只好到较远的后方去烧饭，等到烧好了再送上前线去，沿途要提防受空袭。

那时候士兵的防空知识浅薄，当然远不及今天，所以飞机一来，多牺牲在不必要的弹片中。 他们对于防空的知识，也太缺乏了，一遇到敌机就慌张的手足无措，何况日机的炸弹爆炸面与杀伤力很大，以往内战时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由于防空知识平素未多讲求，因是公路上天天有被炸的伙食车子，炸死的伙夫担子。这样一来，前线部队从天光饿到黑夜，才能得到那餐冷冰冰的糙米饭菜来吃。

　　廿五师在战斗中的勇敢，的确使日本军队大为震惊。因为在喜峰口之役以后，使日本人得了教训，知道中国不如他们想象中那么可欺，于是重新调整部署，加强火力，变更战法，想不到又碰上了廿五师关麟征统率的这个能打硬仗，能出奇制胜的部队，这使他们焦急万状，遂用大量飞机向我关部的阵地滥施轰炸，以泄其愤。

　　关麟征师长自始即在第一线亲自指挥，这是使官兵精神振奋，前仆后继的拒止顽敌有效法宝。其所部梁凯之七十三旅张汉楚、郑明新两个团，七十五旅杜聿明的覃异之团，更番使用，发挥了最高度的歼敌威力。

到三月廿日的拂晓，日军发动猛烈攻势，大量飞机临空，落弹如雨，排炮如连珠般发射，我军阵地前的泥土不知翻了几次面，坚实的地面轰成灰土粉子了，火力之炽烈，前所未有。

　　关师长怕部队熬不住会垮下来，便亲自跑到最前线去督战，这时日机正在阵地上空盘旋投弹，在敌我两军进入短兵相接之际，敌方手溜弹大量抛掷过来，破片横飞，关师长处此现场下，不幸被炸片炸伤，急速救护下来，排除万难的用汽车把他送到北平协和医院来医治。前方部队，则交由副师长杜聿明将军继续指挥作战。

　　中央军在长城作战情形，起初在后方尚未十分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迨关麟征负伤到平人医院后，这事便轰动九城了。人民对于中央军的作战，不免更添枝加叶地大事渲染起来，每个人对于中央军官兵尤其是负伤的关麟征师长，油然而起一种英雄崇拜的心理。

　　自是日起，每天到东城御王府协和医院去慰问的群众，络绎不绝。尤其是大中学校青年男女学生们，都以能向关师长说几句慰问词或一束鲜花，良心上就好像获得了无上欣喜似的。

关麟征当时对慰问者的盛情与爱护十分感动。总是说：没有别的，我只要稍能动转，就会重上前方去杀敌。的确，他的伤势不算轻，几乎从胸部至腿部无一处不是破片伤。

　　这时，中央对关麟征的伤势，是十分关切，蒋委员长时时有长途电话来询问他治疗的情形。极峰对其倚卑之殷，由此可以想见。

　　廿五师自三月十日作战以后，全师伤亡惨重，而日军的部队亦损伤太多。这样，也就教日本鬼仔够受了。关东军当时也急如星火的继续向古北口补充增援，决心要攻下廿五师的阵地，以争回面子。

　　杜聿明副师长挥部队在阵地支持多日，终以死伤过众，阵地工事尽毁，继续作战下去殊为吃力。徐月祥军长遂以关师牺牲太重，须撤后整补，乃颁令黄杰部第二师接防，继续作战。

黄氏奉令后当将所部郑洞国第四旅郑士富、锺松两团兵力接替防务，另以锺奇第六旅何大溪及赵公武补充团，师直属各部队作总预备队。因为战斗正面广宽，从一道楼子、聚乐店、卧虎山、青石梁到八道楼子（楼子即旧长城昔日防胡的碉堡），都是该师防御地区。

　　黄师长的前进指挥所，是设在古北口内较高地区，南天门一个山丘上一座庙子里。这里对空有天然的掩蔽，而对前方各阵地又展望得十分清楚，全般情况，一目了然。

　　日本军队每天最剧烈的攻击，是拂晓与黄昏二次，遇此，则又呈一片前线无战事的宁静。黄师长白天把各部队任务安排好了，全设事务计划妥定后，就据案习字或挥毫作诗。若得佳句，必自我欣赏的吟哦朗诵。

在他这时的心灵中，是一幅和平静穆的画面，可是一到进入大战时间，他又接着听前方报告战况的电话，幕僚人员听候他指示向作战部队下达命令，或听取幕僚的建议， 以定作战步骤方针。这时，他对自己的战术战法，也是如作诗一样的自我欣赏，只知有我，不知有敌。他的报告和决心是定了就不变的。历史上的英雄们，那个不有自我夸大的天性，这一点正不足为英雄病，就看他是不是注意后天的修养呵！

　　现在我把他当年于古北口战役中所吟咏的诗句，摘录几首，来表示黄达云将军「缓带轻裘」的儒将风度吧！

戍南天门
千军万马抗强顽，血战经旬两阵间。拂晓朔风侵甲冑，深宵明月照刀环。荒村落落空行迹，敌垒森森据古关。莫道西山春未暖，夕阳犹自上酡颜。

南天门书感
秦筑长城塞，延绵万里余。崔搜千丈壁，零落几村居。古北愁焦土，关东急羽书，数天愤未泄，我欲起征驹。

阵地思亲
十年一度拜春晖，此日边关又远违。回首白云亲舍在，乡心时逐雁南归。

有怀（其一）
夜色凄其月不明，长廊徒倚听钟声。望乡楼上回征梦，古北城边震敌营。漠漠离怀伤五内，轰轰弹雨彻三更。且看一战擒倭虏，留得云台万古名。

其二
南天今夜寂无声，疾走衔枚震敌营。勇士可能收古北，莫教残寇渡长城。

　　第二师在古北口阵地支持一二个月下来，把日军搞得哭笑不得，黄部固牺牲极重，而日军亦死伤狼藉。前方若续若断，时起时停的战事迄未停止。

徐月祥军长不时在阵地指挥作战，目睹黄部官兵死伤情形，为求易于整补起整，乃令八十七师王敬玖部接续作战。第二师撤防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也回到北平，但前后方往往来来，未稍间断。

当时我家住在宣武门外保安寺街，有一天夜半，我已经上床睡了，忽然门外有人紧急敲门，同时汽车喇叭声大作，我叫佣人起床开门，闯进来的是一个身穿灰布军服的士兵，满身泥土，行色匆匆，佣人吓得呱呱直叫，以为要发生意外。我连忙披衣起来跑到院子一看，他叫我一声，我才知道是王又平师长。

他开口便说：「我饿极了，现在外边铺子都关着门，拟请你快点给我烧点饭。」原来他在前方一天没吃饭，因为有事漏夜赶来北平。我马上叫起内人来协助女佣，炒饭做菜给他吃。他胡乱吃了几碗，时近天明，便即离去。军人以身许国，这种沉毅刻苦之精神，实在令人起敬。

　　中央对古北口的防御，是采取四个师车轮式的战法，此上彼下，周而不息。因为古北口的敌人，是集中兵力，直向这一点攻击，我们阵地上的正面不大，以一个师在抗拒就够了。如果这四个师同时使用，兵力太密集，也不能持久抵抗以消灭敌人。所以，八十七师战斗了一个时候 ，八十三师刘戡部又上去了。

　　这一仗由春天打到夏天，敌人始终停滞在南天门之线，我军是确实达成了防御的任务。

　　自第二师加入火线后，黄杰师长就留了胡子。他说，不打退日寇，决不剃胡。回想起来，他那比较清清癯的面孔。加上那撮山羊式的胡子，却很像最近在香港上演「神经少爷」影片中的戴维尼云。他这撮胡子，直到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到南昌晋谒委员长前数小时，才行剃去。他这个行为，是表示他坚决抗战的决心。

　　战斗最剧烈的一次，是日寇进家八道楼子，我守军为郑士富团的第一营，营长聂新，广东人，这是一员猛将，在敌人的排炮火海中，沉着应战，最后聂新阵亡了。

接着吴超载营长又率一营增援上去，当敌炮火间歇时，他指挥全营逆袭，敌人发揭最高火力，全军牺牲殆尽，吴营长悲愤填膺，冲上一个山头，击身佩短剑，大呼日本鬼仔你来打吧，你有大炮，我有血肉长城，唔怕！话未讲完，又是一阵嘶嘶声，把他的生命结束了。

那时郑士富团的指挥部在另一道楼子，正当敌军火力剧烈之际，他要带着团部仅有兵向敌猛冲，誓与阵地共存亡。旁人阻他，说应该守时待机，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再冲也不晚。

他不接受旁人之劝阻，经黄师长亲在电话中晓谕他，应将现有官兵撤下整补，以后随时都有杀敌的机会。郑团长听了这样的命令，这才遵令把部队撤出。那时敌忾心之旺盛，由这些地方也可以概见一般了。

我还记得，正当古北口前线战况剧烈之际，我坐在南天门那个山丘的庙子里，和黄师长畅谈几日来敌我双方激战经番，黄将军一面与我谈话，一面接听前方报告，从容不迫，指挥若定，使我油然起敬。

我回到北平，写那篇「南天门庙中访师长」的战场访问记，发送平津各报刊登。今虽时逾卅余岁，黄达云先生由一陆军师长，跃升为反攻复国基地的台湾省政府主席，而当年彼在战地一举一动，我记忆犹，彷佛如昨。

　　到是年五月，华北问题进入外交谈判阶段，战争就宣告终止。日本这个民族总算是了不起的，敢于争胜也敢于认输。

古北口之战，他们对中国军队作战英勇。深致敬佩，以后清扫战场,将我军的阵亡将士遗骸，收葬在古北口西台上的一个森林里，整了一块纪念碑，大书「中华民民国勇士之墓」。这个冢中的英雄骸骨，不下六七百具，日本人虔诚用祭，这也说明了他们崇拜英雄的。

　　外交谈判方面，是由我华北政务委员主持。那时我们在华北的两个最高军政机关；一个是北平军分会，军分会主任原是张学良，廿一年张南下后，由何敬之将军来接充；一个是政委会，政委会的委员长为黄膺白（郛）。作战期间一般政务是由军分会负责处理，进入外交谈判，就是政务委员会的任务了。

　　古北口战事方停，黄膺白乃派李泽一、雷树森、殷汝耕（蓟密区行政专员）、陶尚铭（秦榆区行政专员）、殷桐（北宁铁路局长）为触角。中央方面全盘主持对日外交的为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就此问题谈判对象是日驻华使馆武官柴山四郎、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承德特务机关长松井这些角色。

　　日本驻华北的最高军事长官，为天津与关东两驻屯军司令。前者原为中村，这时已由梅津接任；后者原为菱刈，到古北口战事终止时，已换了南次郎。

可是谈判的执行者，还是柴山、仪我、松井等几个侵华间谍头子。这场外交战是不好应付的，那时日本军人是飞扬跋扈，气焰万丈，而各有靠山，大家出主张，彼此不同调，与柴山谈好了的事，仪我不承认；把仪我说服了，松井又提出异议。

可能三个都打通了，日本军部又是另一套训令来了，他们只好又得推翻前议。所以谈判很久，迄未能谈成任何协议，别的倒没有甚么，真是苦了我们那几位日本通了。

　　正在谈判古北口问题的时候，在南京的日本外相广田竟公然宣布，中国如与他国实行合作，必须先与旦本商议，为了远东和平，应实行中日直接谈判，这就是关闭了第三国进入调解之门。

日本陆军省林铣大臣，同时发表声明，支持广田对华政策，这一来，中日问题愈感辣手。日人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弄得黄郛无所适从。

加之那时战区接收治安紊乱种种情形，无处不使黄郛大伤脑筋，最后一怒便离开华北到莫千山纳闷去了。所以后来华北政务，是由何敬之先生一人担当，而塘沽协议，乃是与梅津当时所商订，即后来所谓的「何梅协定」。

　　黄郛离平时还说一句话：「只要有利于国，我还是愿意跳火坑的。」何见黄氏之容忍，而日本方面之不易打交道也。廿三年底内政部长黄绍竑调任浙主席，中央即令黄郛兼任内长，是为酬庸他的意思。

　　外交谈判，最后还是成功了，双方协议，划定玉田、马兰峪、喜峰口、东陵、冷口、南天门、古北口这一线，为战术地区，该区一切善后，由蓟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负责办理。上述地区不得驻中国武装部队，代之以战区保安队，保安警察穿着草黄色警察服装，只准携带轻武器，在战区内负维持地方治安之责。

　　廿三年三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在古北口河西东栅栏蓟密区办事处举行双方交接典礼。我方是殷汝耕、陶尚铭等，日本方面是驻古北口司令官永见和日本驻华武官柴山及松井、仪我等特务人员。

　　按照协议，古北口之行政及警察权，由我方无条件接收，可是事情并不如所说的那么顺利简单。那时在古北口的所谓伪国境警察总队，事实上是伪满的正式军队，其组织为九个士兵夹一个警察，由日军掌握指挥，宣布暂时不撤离，理由是等待关外营房修成后再调开。

日本驻古北口的军邮、邮政代办所、关卡，也要等关外房屋修好才撤去。只有两项是当时解决了的，一是古北口临时维持会宣告结束，一是将所有满洲国钓名字招牌全予除法。

　　直延至三月廿二日，我方始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界岭口、及义院口等五处各设缉私关卡一所，隶属天津海关管辖。规定所有经过长城各项货物，只准行经各该卡进出，并遵章报验，分别纳税。

　　从东队经马兰峪以及长城各口划战区缓冲地之后，这些地方，事实上已成特殊化了，我中央军即须全部撤退，第二师和第廿五师则调回北平，八十三师和八十七师则分调南下。

第二师司令部驻在西直门外的海甸燕京大学旁边，部队则驻在安定门外的地坛、黄寺大楼、南苑等处；策廿五师师部设在宣武门外下斜街，部队分驻安定门内柏灵寺、城外北苑等地。

　　由是，两师同时开始积极补充整训，加强军官教育。第二师殷军官训练班于南苑，由郑洞国负责；廿五师设军官训练班于柏灵寺，由杜聿明负责。这一段时间，黄、关两师长都埋头于训练工作，每天是天未破晓，即起床到部队去主持训练事宜，到中午才能返城休息。

　　我还记得关麟征师长在上午收操后回到司令部的途中，常常把一辆黑色座车放在前门外藏家桥一个古老西北教门馆子穆家寨的门前，吃那家馆子的牛肉馍。这铺子的食客，大都是平民，自从这个显贵主麟常常的光临以后，生意顿时时便兴旺起来了。

其后，第二师郑旅开保定，琉璃河，长辛店一带驻防，师司令部亦移驻保定前军官学校内。不过，黄杰师长的眷属仍住在北平西城石老娘胡同前张宗昌的寓所，他每星期都往返平保两地，所以我们依然是不断的见面。

　　中央军这两个师在北平做了两件最值得纪念的事。一件事，是关师创办寒假学生军训。那时国难日极，中日之战，一般认定迟早是要爆发的，实行国民军训，实为当务之急，而学生又是将来国家军事干部，于是关麟征在第二师移防保定后，将该师原住的黄寺大楼，举办学生寒假军训，每月一期，先后办了几期。

可惜第二年华北局面变了，中央军被逼南下，就没有继续办下去。虽然只办了几期的学生军训，可是那几期办得很有成绩。胡适博士二十四年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时就说：「关麟征将军在北平主持的学生军训，可以算得最为成功的一种军事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全国各大都市各学校都不妨仿照实行，则全国的青年学生都可以成为一个抗敌救亡的战斗员了。」

　　另外一件事，为黄、关两师在北平城郊创办平民暖厂，施粥济贫，所办的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北平这个繁华都市，是有钱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地狱。有钱的钟鸣鼎食，没钱的饔餐不继。尤其是一到冬季，北国严寒，天冻地裂，穷人谋生无路，老弱的，就缩在破屋子里挨饿，妇孺们，就沿街乞食，这真是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

　　黄、关两位师长看到这样的情形，不胜悲悯，就和当时的北平公安局长余晋龢商谈，在城郊空旷地方设立施粥厂，由第二师、廿五师报准中央把部队节余的军粮拿出来煮粥发放，每天两餐。

太冷的天气，老弱的不能出来领粥，改发现钱。另外军警双方把破旧的军衣謷服，拿来发给这些贫苦无衣的人们御寒。在这场冬赈救济中，我是三方面的联络人员，全部五六处的粥厂，从冬十月起发到次年二月底，事情都够麻烦忙碌的。

助人为快乐之本，何况是救济灾黎呢？所以黄、关两师长、余局长和我几个人，都是愈做愈有劲，把一切辛苦都忘了。这几月穷人的生死关头，算是安全渡过。那时只要一提到黄、关两师长和余局长，那些穷人都是口里不停的念佛，北平城郊治安，直接间接的帮助维持不少。

　　廿三年江西剿匪军事正亟，第二师郑旅第廿五师杜旅，奉调两下入，编为两个支队，郑支队在吉安、吉水一带作战；杜支队在峡江一带作战。杜氏把该残匪肃清后，还送了一匹马给我的父亲代步呢！到次年春该两支队才北上归还制。

　　廿五师在北平那一段时间，我因为新闻工作上的关系，和这个部队的各级官佐往来颇好。那时关师长把他们部队在古北口方面的战斗情形，拍成一部新闻纪录片，一切外景在平古道上摄取，导演就是驰誉影坛数十年的王元龙先生。

那次，我扮的是一老百姓代表去慰劳关师长，因为战况逼真，我也演得很起劲。彼时王兄还是廿来岁的小伙子，当年的风流小生，如今是则是墓木已拱，人事沧桑，能不慨然。但我与王兄自此以后，彼此称兄道弟，这个交谊，还是远在民国廿三年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到廿四年初夏，日本人为逼迫军分会从速履行塘沽协议，时时找些事故来麻烦。平、津、塘沽各地，日本驻屯军时时越界演习，飞机不断的在平津上空骚扰，中央军不得已忍痛向南撤离，北平军分会也同时撤销，而由宋哲元出面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原则下，支撑着华北的艰危局面。

　　廿三年七月一日，北宁铁路关内外通车，次年十二月十日关内外通邮，华北形势由是稍见安定。

　　第二师奉命甫下，先由保定开徐州。黄师长到达新防后，奉命接替星的税警总团长兼徐海警备司令。同时鲍明的四十六旅和于世铭的骑兵廿四旅，炮兵十六团，统归他节制，一时人数达到五蔑万人众，旋黄以任务繁，第二师师长职业保由郑升充。

　　第二师和廿五师，原来都是徐庭瑶的第十七军建制，那是了指挥作战的便利。古北口战事结束后，第十七军奉命撤销番号，徐军长于廿三年五月十三日奉命组织军事交通考察团，徐任团长，俞飞则任团长，该团由沪出发经意大利转往欧洲各国考察建军，回国后，他那一份考察报告书，曾获得中枢的重视，亦即为其以后负责建立机械化部队的张本。杜聿明将军后来飞黄腾达，也是由那时一个全国仅有的装甲兵团团长而来的。

　　两师官兵离开北平的时候，青年学生挥泪送别依依不舍，穷人更是攀辕卧辙，号啕大哭。前者是看到国家积弱，国军为日寇逼走，懔于祸迫眉睫，惟有付之一哭；后者是感恩怀德，无法挽留，不知泪洒之何从了。这是一个最动人心弦的镜头！

　　这里又说到黄、关二位对我的殷切了。黄从保定赶到北平我话别，他紧握着我的手半天才说：「老弟，华北已经是火山边缘了，你也趁早打定南下的主意吧！」关师长在一个清晨来找我，也是劝我早点走。

临别时，他把那一把钞票塞在我衣袋里说：「我知道你的钱不会多，这点钱你千万留著作他日逃难的旅费。」这些前尘往事，使我永远不会忘的。我可以自慰的是，平生无以为宝，惟友谊以为宝。黄师长由保定出发前一日，给我」个电话，告诉我他要走了，我全家老小次晨自北平搭乘平汉路火车趋往保定去送行。

黄师长虽在百忙中尚不忘旧情，殷殷与我恳谈，黄夫人侯梦辽女以与我内子有北平同学关系，更是依恋不舍。候女士待人殷勤，对黄师长的事业实在帮助不少，呼称之为名副其实的贤内助。

　　最值得告慰这些知己的，就是无论对日作战也好，剿匪戡乱也好，我始终站在国防第一线，口诛笔伐，竭尽棉薄。而海枯石烂，此心不渝，从不作临阵说逃的打算。今天黄将军在台湾，关将军养晦海隅，守时待机；而我也追随诸君子之后，对国家的复兴完全充满信心。假使他们二公当年期望我的不过是如此，则我算是不负这两位良友的期望了。

──完──

古北口之战与黄杰关麟征
--鸡声马蹄录之一
--李诚毅

西安查阅当年报纸有关 关麟征将军 抗战的情况

由陕西省图书馆保存之报纸，查阅情况看：1。该馆保存的 ﹝大公报﹞月份和天数不全。2。当时正在打扙，为军事保密，新闻报导对敌方指名道姓，对我方只见我军如何如何——未公布部队番号和指挥官姓名。

有关古北口长城抗日战事。

大公报——天津版

• 民国 22 年 ﹝ 1933 ﹞ 4 月 6 日第三版，简报

徐卅电——徐抗日后援会派赵立涛携大批慰劳品赠 关麟征，宋哲元 旗两面，五日北上慰劳。

2。民国 22 年﹝ 1933 ﹞ 4 月 8 日

关麟征 出院后谈话，补充所部再赴前线。

国闻社云：25 师 关师长，前于古北口之役，因负伤入 协和医院 治疗，己于上星期出院记者于昨日下午赴 25 师司令部访问关氏，当承接见。

发表谈话如次：余自负伤入院以来，每一念及前方死难于日军飞机炮火下，即觉心痛。所以甚望早日痊愈，以便再赴前方与暴日拼命，以救国难，以雪国耻。

因此虽蒙诸医士迭次挽劝，勿轻出院，但余实 忍无再忍，不得不毅然出院矣。现正积极补充训练所部，一俟完毕，即当再与暴日决一死战。敞师官兵毫不以日人之飞机大炮为可畏，第觉其残忍为可恨耳。故近耒官兵精神极奋发，刻在前线每夜均有一部份之士兵自动杀入敌军，砍死日兵不少。此是见其 视死如归之精神云。又关氏昨日上午八时赴中央光华寺冯庸大学等伤兵医院，慰问受伤战士。并向其训话云。

• 民国 22 年﹝ 1933 ﹞ 4 日 18 日第四版

关麟征 昨检阅在平驻军定今曰赴南天斗国闻社云：前在古北口御敌负伤之 25 师师长 关麟征 氏自伤愈出院后，对在平所部积极训练，近以前方战事紧急，关于为增厚我军力量计，于昨日先行检阅驻平所两团，定今日再赴南天门检旅，一俟检阅毕，即开赴前方协同友军作战云。

注————

以上三则摘抄自民国 22 年﹝ 1933 ） 4 月份天津大公报，3 月份报纸没有。故 张季鸾 先生社评及 关麟征 住院后的慰问报导均未查到。

但从以上三则新闻，己可看出古北口长城抗日战争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同畤也可看出 关氏 负伤未愈，即不顾医生护士的劝阻，毅然出院，再率所部奔赴前线协同友军作战。

本段摘自 ﹝湘北大捷﹞一书

因此书破旧 ， 看不见作者姓名

本书作者可从书中第一节绪言中获悉 ： 第一页写道 —— 为了纪念这不平凡的会战和不平凡的胜利 ， 我们各就 战场身历目击的事实 ， 合力写成这本

“ 湘北大捷 ” 。 我们敢一致自信在这裹面没有强调战况 ， 更没有抹煞真相 。

﹝从这段话中 ， 可看出此书是集体创作 ， 惜原书己找不到作者姓名 ， 故摘此段为证 。 ﹞

第一页写有 ： 在敌相 阿部 登台 ， 敌酋 西尾板垣 来华 ， 杨言将以全力解决中国事变之后 ， 以素称果敢机智的冈村宁次为对手的 湘北会战 ， 实在不是一个平凡的会战 。

无奈遭遇箸我们最高统帅 ， 以第一流歼灭圣手 关麟征 将军的主力 ， 配上其他合手的搭挡 ， 在名战略家联合导演下 ， 与之对抗 ， 不仅把 冈村宁次 统帅的 吕集团 打得落花流水 ， 而且给了 阿部 ， 西尾 ， 板垣 一个当头棒喝 。 这胜利也是一个不平凡的胜利 。

﹝以上把 第一次湘北会战 双方交战主要对手 ， 我方主力和胜利的以然结果己经概括写清 。 ﹞

第一页首语 —— “ 马首悬新月 ， 三军气若红 ！ 夜寒茶当酒 ， 星斗落杯中 。”

这是第九集团军的行军歌曲 。 “ 关麟征将军 ” 书中 139 页张酒华文中亦曾提及 。

第十三 页 —— 关麟徽 将军说得好 ： “ 打仗是打学问 ， 我们非精研战略战术和 战史不可 。 要融会贯通 ， 而后方能运用自如，我们要一面打仗 ， 一面学习 ”

这段话是战地记者作战地视察见到 关部 战地军校训练和防地工事实况后 关将军 讲的上段话 。

第十七页 —— 九月十四日 ， 赣北 之战既起 ， 同时 湘北 敌军调动亦很忙碌 。 某 战区司令长官 薛岳 将军及某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 将军 ， 都判断战局己现紧张 ， 湘北 敌军大规模的攻击亦将继续展开 。

关 氏担任 湘北 战场己逾一年 ， 对 新墙 ， 九岭， 汨罗 ， 平江 及 湘阴 ， 长沙 各地之形势了如指掌 。何处可以用兵 ， 何处可以设伏 ， 早己胸有成竹 。

我们回想到第一次 欧战 前 ， 德国 名将 兴登堡 元帅 ， 于退休后 ， 卜居 坦能堡 ， 平时策杖巡行于坦能堡 附近 ， 研究该处地形 ， 迨大战发生后 ， 德统帅部以 兴 氏担任东战场指挥 ， 卒护致 坦能堡会战 空前的胜利 。 歼灭 俄军 十余万 ， 减却 德国 东顾之忧 。 其事正与 关氏今日担当 湘北 作战 ， 如出一辙 。

关 氏既受命 ， 即与其参谋长 姚国俊 中将 ， 副参谋长 吴 丽川 少将详细研究认定敌既以四个师团以上之兵力主攻 湘北 ， 为达到歼灭敌军主力我主动 ， 诱敌深入 ， 扩大敌的线与面 ， 乘其分离疲惫之际 ， 施行伏击侧击而歼灭之 。

当命 张耀明 部队之 赵公武 部队担任 磊石山 ， 兴旺咀 ，鹿角 ， 九马咀 ， 荣家弯 ， 新墙 ， 姚梅洲 ， 龚曰高 的守傋 。

覃异之 部 队担任更口 ， 仙安桥 ， 草鞋岭 ， 杨林街 的守备 。 阻止敌人陆路正面的攻击 。

以深入敌后游击的 张汉初 部队 ，回师某地集结 ， 为 赵 ， 覃 两军的预 备队 ，

以陈 沛 部队的 罗奇 部队守备 营口 ， 候敌立 脚末稳 ， 不断攻击 ， 务使敌不能 扩张战果 ， 不能影响 新墙 我军之作战 。

另以某某等军在某地集结 ，为全线的第二线 。

此外因为 通城 之敌不犯我 九岭 正面 ， 侧攻我 九岭右翼 。 当命 xxx 部队留相当部队警戒 九岭 ， 以​​主力协同友军 杨军团 ，就 幕阜 山地对敌第三十三师团采取攻势 。

此支战场不能与其 粤 汉北段主战场取得呼应 ， 分离其主力而各个歼灭之 。

然后乘敌在 新墙 ， 营田 两地受严重打击后 ， 命 张耀明 部队相 机转进 。 并 于转进的时候 ， 处处设伏 ， 予敌打击 。 诱敌深入 长沙 外围 ， 乘其消耗疲惫 ， 补给不足之时各路军倚托 刘惕 山地全线反攻 ， 将深入之敌围击歼灭 。

此计划既经决定 ， 即命各部队逐 步 实 施 。

﹝以上两段 关麟征 知己知彼 ， 有计划地诱敌深入 ， 聚而歼之为大捷埋下了 优笔 ， 以后事实逐步得到印证﹞

第三十二页 —— 我俘虏敌 稻叶 师团军曹 大野次郎 供得好 ： ﹝我们第六师团 ( 稻叶 师团 ) 到了 岳阳 好几个月了 ， 很早就要进攻 ， 后来侦知敌人又是第二十五师 ， 第二师 。

并且知道去年春天在 台儿庄 指挥第二十五及第二帅的 关麟 征 升了总司令 。 负了这边的责任 ， 我们因稍迟疑 。 一直等到第十三 ， 第三及第三十三等师团到了才进攻 ， 那知道这次攻击很费气力 ，伤亡甚大 。

过了 泊罗河 后我们以为华军要混乱溃退 ， 所以上面令我们至迟十月一日必攻 占 长沙 。 及至攻到 福临铺 ， 上杉市 突受重大侧击 ， 伤亡更重 ， 进攻以来 ， 亳无所获 。 我们才知道华军是自动转移 。 现我们官兵都感觉兵力薄弱 ， 失望 惊谎 ，我们因受包围所以我也就被浮了 。 ﹞

本 段从日俘的供词中可以看出敌人畏 关 英名 ， 稍一迟 疑 ， 坐失进攻良机 ， 致遭惨败 。

怀念长兄关麟征将军

--关梧枝

从我记事时期

您的名字便和抗日二字紧紧相容

并深印在我的脑中

在日寇侵华战争中

为换救民族于危亡

您将青春捧送

用血和汗 , 在抗战的烈火中

锤炼着赤胆 , 贞忠 !

每当我亿起

在一次次与日寇浴血

拚杀的战役中您出生入死与敌斗智斗勇

表现出卓越的才能

我总是非常激动和由哀的崇敬

在深切的思念中

眼前不断闪着一串串光点和彩虹

在那抗日战争的岁月中

为国为民为家

您总是勇挑重担

表现出爱国的热诚

以军事家的誊略和气魄

卓有成效的完成了神圣使命

长城古北ロ的枪声

最早将您的心窝剌疼

您发誓说

“ 岂肯屈膝永荀安 ,

站直抛颅笑颜生

为中华民族尊严与安宁

坚决不让日寇妄想得逞

古北口友军危机 ,

发出紧急援请

您义无反愿 , 做出果断决定

亲率 25 师英勇善战的官兵

向着古北口前线曰夜兼程

在行军途中

您突接命令 : “ 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

但你却亳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前行

从大局出发 , 抢先奔赴前线 , 争取主动

为鼓舞士气 , 你不顾各人生命

亲冒弹雨和战士在前沿阵地并肩杀敌力争战胜

战士们的热血浸湿了祖国沃土

你身负数处重伤 , 把戎装染红

巨痛牵着肺腑 , 你若无其事 , 总说不疼

不听战友权告退下疗伤

还要指挥战斗 , 击退日寇的疯狂进攻

什么力量支撑着您 ?

是一腔爱国热血在你的全身沸腾 !

是晃动在你眼前

平津父老兄弟姊妹们信赖的眼晴 !

在你正确指挥和以身作则影响下

古北口前沿阵地

依然屹立在魏巍长城

日寇惊呼 “ 这是激战中的激战 ”

国人有口皆碑 “ 古北口关将军歼敌立奇功 ”

在协和医院的病榻上

你在昏迷中 犹喃喃自语 “ 杀呀 冲

完全忘郄了自身的伤痛 !?

我细想才明白了

“ 坚守阵地 , 卫我中华 ”

是当时支配你神绖的最敢高准绳

无怪有那么多的北京大中学生

为你献花不怕风吹雨打

在拥挤的王府井狭窄的街道上

静静地排成一条长龙

无怪你伤口未愈

就裹伤佚杖重返古北口前线

最确切的答案是

你心底怀着爱祖国的热诚 !

平津百姓心目中的你

是一位可尊敬的 “ 民旅英雄 ”

卢沟桥畔炮声隆隆

全民抗战的战鼓咚咚

为国为民为家

你又一次勇敢地踏上救亡抗倭的征程

人们和历史不会忘记

奇袭漳和机场时那惊心动魄的情形

更不会忘记血战台儿庄的日日夜夜

你和 52 军健儿肩负着攻坚的前锋

屡挫强敌使日寇嚣张气焰变成胆战心惊

将别是火烧赤柴连队

和守庄池峰城师胜利会师的热烈情景

它为抗战史增添了一页光辉内容

在邳北防预战中

艾山歼敌 , 打的日寇狼奔豕嚎悲声

你欲深切怀念那连房山的土地里

埋葬 52 军烈士的的英灵

瑞昌山峦中

在你巧布的棋盘阵地上

多少侵华日寇魂归东瀛

金牛阻击战中

你指挥 32 军团 , 以巧勇滞敌的进攻

保证战时首都顺利西迁重庆

以有恨兵力在一百多公里的战线中

你巧施疑兵计与日寇周旋 , 令敌模不清你军团的实情

是你的智慧和将士们的英勇

再一次胜利的完成了艰巨使命 !

第一次湘北大会战 , 你首当其冲

统帅六个军以巧妙的指挥才能

击溃了日寇海陆空十万精锐之众

为打好这杖 , 你日夜操劳不停

观察 , 访问 , 研究 , 准备

踏便了湘北与战争有关的各类地形

在新墙 , 汨罗 , 浏杨

滔滔水面上留下你硕长的身影

新墙 , 汨罗两岸 , 筑起了坚固的长城

你呕心沥血 , 精炼部队 , 爱护百姓

你率领第 15 集团军忠勇的官兵

在军民密切配合下

击退敌军的轮番进攻

你识破日寇声东击西的阴谋

采取个个击破战略战术步步为营

粉碎了日寇会师长沙的美梦

你完成了诱敌深入任务

你从容部署 , 先退后攻 , 有计划的进行

率 牛鼻子把敌人一步步诱入我伏击圈中

一声令下 , 以排山倒海之势 向敌冲锋 !

究追猛打 , 致敌慌恐

迫使不可一世的刚村宁次

赶快下令总退却 , 慌忙逃命

第一次湘北大捷 , 迎来了抗战史上又一个黎明

15 集团军的忠勇 , 中外闻名

四面 ハ 方慰勉函电 , 飞向前方

湘北抗敌全体将士深感光荣

湘北苦难老百姓

共同庆祝胜利 , 雀跃欢腾

鉴定了抗战必胜信心

人人感到前途光明

在驻守滇南的日子

你时刻研究歼敌战术 , 以防为主 , 沙盘对阵演成功

“ 层层火网 ” “ 字母堡 ” “ 三合一阵地 ”

在文山山峦丛林中产生

日寇领略铁拳后 , 在你的防区里

在也未见来犯之敌的踪影

从此 , 你赢得了国内外赞誉 :

“ 关铁拳 ” “ 常胜将军 ” “ 中国的巴顿 ” 等形容

敌人怕你 , 国人爱你

正如你自巳所说 : “ 我的一生是打日本鬼子的一生 ”

你不愿同室操戈

1948 年毅然辞去陆军总司令的殊荣

那时你正当英年

认识真是高人一等

寓居香港 30 个春秋中

读书 , 练字 , 教育子女漠视名利度余生

你时刻关心祖国日新月异的进程

并切盼海峡两岸早日实现一统

并切刻思念家乡山水 , 亲故旧秦腔声

你的乡土观念持别浓

你临终前 , 在伊莉萨白医院中

医护人员得知浑身伤疤的患者

正是当年闻名中外的抗日名将关麟征

无不萧然起敬 !

你不幸逝世事

徐帅发唁电亲切悼痛

“ 人民日报 ” “ 中央电台 ” 发布了怀念你的讯声

在你灵堂前 , 公私情谊隆摆放

送来花圈 , 挽帐 , 深表悲痛 !

安葬之日 , 送殡者达数百之众

你爱国抗日英早扬

逝后更享哀荣 !

这就是你真实的一生 !

读「关麟征将军传」书后 – 董力行

　　 民国二十四年春，共党流窜西北，余自皖西，随军追剿，经豫陕，入陇东。未几，抗日军兴，住西安宝鸡者，先后十有余载，地方贤达，多所交游，觉其民风刚健，笃实诚朴，重义尚侠，独存古风。关中形势，甲于天下，渭水流域，为中国文化发源，灵秀山川，自古即多名将。

　　 雨东将军，陕西鄂县人，地灵人杰，智勇超羣，民国以来，军人中无有出其右者。将军受知蒋公，早岁腾达，年二十六，即掌师千，自东征北伐，以至剿共平乱，身先士卒，叠建殊。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抗日之战，凶锋屡挫，敌胆为寒；嗣后台儿庄湘北诸役，丰功伟绩，天下知名。

传记文章，类多后人所代撰，时移世异，大半得诸传闻，其事每不详实。是篇由将军亲自口述、赣萍先生，秉班迁之笔，记录为文，付刊万人杂志，评议允当，功过彰明，较诸历史官书，尤为真切。余读之有感于怀，用书数语，藉以表扬将军之功，使后世史家，据为参考。

　　 先总理中山先生，缔造民国，中道崩殂。总统蒋公，继承大业，率黄埔之 羣 英，荡平宇内，剿共抗倭，历经艰苦，胜利之后，举国欢腾。方期郅治唐虞，跻国家于兴盛，不料共党祸国，荼毒生灵，窃据至今，杀人千万，民族精神，国家文化，摧毁迨尽！自政府播迁以来，统绪飘摇，亿民水火，台湾局促，无力反攻，英有扼腕之恨，志士兴落魄之嗟！海外忠贞之士，怅望家园，还乡无日，父母恩情，音书断绍，子女骨肉，一去无闻，遭逢若此，谁实为之？

　　 考诸历史，各朝板荡之因，多由权臣误国，排除异己，奸而似忠，恭而见合，庸昧无能，器量狭隘。其得志也，夤缘攀附，际会风云，潮至身任重权，手操黜陟，私人依附者，尝有不次之升迁。大略雄才者，每遭无端之排斥，才智之士，难展所长。赏罚擅专，是非颠倒。

复能揣摩人主之意，趋承左右，日进谗言，凭个人之恩怨，忘国家之安危，军国大事，举措失宜。能使人主，纳其奸谋，而不自知。迨至祸乱形成，强寇逼境，民心瓦解，将士灰心，悔悟之时，国家大势已去！秦桧、严嵩之所以断丧国本，导至危亡者，多缘此因。

　　 国共之战，成败系于东北。关将军，智堪谋国，勇震三军，蒋公有知人之明，日本初降，特任将军为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新命已颁，旋为当权者所阻，改派他人。

全国闻之，同深叹惋！喊谓：「东北之争，不可为矣！」时伪满军队，训练精良，及东北抗日义勇志士，总计兵力，不下百万，输诚归附，效命中央。当权者，目无远见，愚暗孤行，百万兵源，拒绝收用，因之愤而投共。

共酋林彪，乘机招揽，于是东北共党，得以坐大。未几，入关进犯，所向披靡，平津陷后，江南不保。又当国共和谈之际，共党扩军，中原鼎沸，乃复昧于情势，不知争取人力；强寇嚣张，未思对策，反自裁劲旅，坐视被裁国军将士，粉然投共。迨后徐蚌对垒，欲战无兵，不智之举，莫此为甚。

　　 国家气运，败于佞臣，同一政府，而有派系之分；同一政令，而有倾轧之事。公忠体国，俱非所知，造势争权，同僚水火。殊不知，同舟共渡，舟覆未必独全；大厦羣居，厦倾焉能无恙。

明争暗斗，彼此留难，矛盾重重，互相牵制。对共党，和而复战，战而言和，士气由此消沉，民心因而离背。大敌当前，手足失措；议论未定，寇已渡河，此大陆沦陷之因也！

　　 余以偏裨，侧身戎行，侧身戎行，疆场烽烟，一生九死，其中况味，极为深知。将军所言，俱系真实，虽隶属不同，而饮其风范。于今，丰功显位，市井埋名，恬淡襟怀，超然物外，修养之深，尤非常人所能及。宋史，岳飞传：「昼生告于兀朮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此千古之名言也。观乎将军事迹，益信斯言。

　　 吾人身遭国变，方值盛年，海角投荒，新亭洒泪。有者，闻鸡起舞；抱琨逖之雄心；有者，采蕨自甘，守夷齐之气节。鲁连浮海，义不帝秦。痛复国之无期，频年怅望；念反攻之久待，未审何时？少壮虚捐，功名未建。放翁诗：「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悲愤心情，与将军同其感慨。

　　 权臣误国，受害者，岂仅一人而已哉！

　　 前年陈辞公，在台病逝，恶耗惊闻，颇多感喟。有「怀闻」君，作诗志悼，

　　 虽有眨词，然中多佳句，记之云：

( 一 )
彪炳勋劳耀政坛，凌烟叙绩列奇观。裁军愤激兵思变，狡兔乘兴犬力残。
志士挂冠归故里，小人拂袖走延安，哭陵老将伤何事？论定无须待盖棺。

　　 力行按：抗战胜利，辞修先生时任参谋总长，不察国内情势，主持裁兵复员。编遣百余万人，全国保留九十个师。在此同时，共党大量扩军，乘机倡乱。狡兔未死，走狗先烹，是其大错。被裁官兵，无家可归者，多投延安。卅五年有编余将官五百余人，赴南京中山陵痛哭，时称「哭陵」。

( 二 )
久玩军符老荩臣，选贤二八尽佳人。士怀大节才难展，兵苦文凭志不伸。
功罪何曾评曲直，提 携 自必论疏亲。先生遗恨辞尘世，恶果长留孰种因。

　　 力行按：辞公为人，颇念旧情，凡保定八期同学，十八军旧日干部，每作不次之升迁。此种行为，虽是美德，然非大将所宜。盖身为统帅之人，不能徇私，所有三军，同是部属，应一视同仁，一分亲疏远近，有功则赏，一秉至公，以服天下。

惜未明此道，论者非之。「二八」者，指保定八期与十八军也。中国历史，匹夫从戎而至将帅，是为常例。最错之事，凡行伍士兵未入军校而获文凭者，虽具关岳之勇，及搴旗斩将之功，永充士兵，难升官位。舍命疆场，不能获取功名，由是兵不用命，遇战则溃。妄立人事法规，抄袭外国制度，此种兵不升官之办法，违背中国军人传统心理。愿后世兵家，引以为鉴。

( 三 )
急功求进乏殊方，斗器焉能疗国伤。游杂既经摒禹甸，协皇岂许纳中央。
徒夸海口收东北，枉掷人头固沈阳。大好河山沦赤寇，廿年崛起看扶桑。

　　 力行按：抗战八年中，爱国志士，不甘敌骑蹂躏，多组游击部队；地方父老，保卫乡里，各有团队之成立，对敌军有牵制作用，树功极伟。胜利后，国防部明令称之为「游杂部队」。命名极为不雅，游者，指游击；杂者，非中央军系统。余曾奉命进入敌后，指挥「游杂」，深知此项部队，武器虽劣，然战斗之力，远超正规军之上。

因此，妥加爱护，冀为国用，备受申斥。当时若不加以裁撤，不须动用国军，此种游杂部队，平共党之乱而有余也。又东北伪泷军队百余万人，训练有素，装备良好，时名「皇协军」，中央闭门不纳。林彪大量收编，因之坐大。辞公坐镇沈阳时，曾杀作战不力将领数人，终未能救沈阳之失。日本以战败之国，二十年来，崛起亚洲，吾人不胜惭愧。

( 四 )
南渡重演党国羞，反攻受阻究谁尤。亿民引领填沟壑，副座强颜自冕旒。
皓月频随斗北转，飞花争逐水西流。偏安死作他年恨，垂老何须尚惜头。

　　 董力行曰：陈辞公在台病逝，期野惜之，论定盖棺，毁多于誉。余生也晚，未及追随，考其生平事迹，亦有可取之处。昔年江西剿匪，曾建殊功，攻克瑞金与井岗山，扫穴犁庭，共党诸酋，仓惶逃命，狐兔惊窜，不知栖止。

　　 其美德，敬领袖，爱部属，女色金钱，无所贪恋，锐意勇为，刚劲果决，天怒不恤，人言不畏，气魄纵横，合乎为将之道，惟以哲学思想，修养欠缺，以清代诸臣比之，有曾左之志，而无彭李之才。位于封疆，用于征战，自能展其所长。观乎入台之后，兴水利，改农田，金门歼敌，防卫台澎，弃大小，均有建树。一旦秉政中枢，则限于才器，非不欲安定国家，其奈心有余，而力不迨何！

　　 益以名位所当，因人受过，至于裁军编造，摒弃游杂，排除异己，拒纳伪军，以谋国眼光视之，不无错误，一时顾虑未周，遂予人以口实。盖国家之事，本属难为，位居首辅者，成功则所当然，失败则身罹其咎，自古皆然，王安石青曲之法，本可富国强兵，终以推未得其法，众夸业集，又何况辞公才智不及荆公乎？所谓才轻任重，心有余，而力不迨者，此之谓叹！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三月合肥董力行写于香港九龙百花园

公论

感时艰溪口请命　群英皆义愤上海签名

前言

关将军在战场上所建立的勋功，由东征到北伐，从剿共到抗日诸战役的特殊战绩，到上一节止，我已全部记叙过了；从这一节起，尽是一些关系党国命运，领袖安危，或他个人事业招忌受挫的内幕珍闻，外人鲜知的秘辛。

如果说以上所记的，仅是关将军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表现，那么以下所记的，则是将军在为人处事方面人格修养的表现。因为他每逢党国多难，领袖处境艰难时，均能不计个人成败，外界毁誉，甚至生命危险，不是毅然挺身而出，便是默然以身代罪。这种明大义，识大体，顾大局的作为，大公无私，贞忠忘我的精神，均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可是，「我本有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他这样无私无我，心目中只有党国领袖，而无个人利害的作风，所获得的结果如何呢？乃是被投闲置散，自弃长城。到今日他已不求闻达于诸侯，淡薄自甘于现状，还曾自我解嘲说是「做了一场黄梁梦」。

可是，当我们第三者知道这些内幕之情形后，总不免会扼腕而叹，顿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感！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

民十六（一九二七）年，今总统蒋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底定江南，建都南京，但北伐大业仍未竟全功，江北各省，仍被军阀盘据。中共乘机捣乱，造成宁汉分裂，后来武汉方面虽已决定驱逐共党，对蒋公则攻击不已。党内不能团结，北伐势必中坠；蒋公决心下野，以假成党人团结。

于八月十二日深夜离京，返回老家奉化溪口小任，旋即走日本考察四十多天，十一月中旬返国；十七年一月四日返京复职，重振旗鼓，挥军北指，完成后期北伐，统一全国。这段史实，国人多知之。

但促使蒋公决定下野的原因却另有内幕。关将军告我的就是这一外人鲜知的内幕情形。

当时，关麟征任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与第八团团长李 ，同驻浙江省五夫兵营训练。猝闻蒋公下野归里之消息，忧心如焚，惶急莫名，即与八团少校团附邓瑞安同学前往奉化溪口晋见蒋公。

蒋公正整装赴日，见关、邓两学生能于此患难中赶来拜候，情绪很是感动而且激动。以蒋公之学养修为，那一天谈起下野事，竟挥动拳头，状至愤怒说：

「告诉你们同学， XXX 反叛了我，他妈的 X ，你们去当土匪，我当土匪头子。」

（按：关麟征对笔者说：「你要一字不漏不错的写下这几句话，否则你替我写的这篇传记，便无价值可言了。这是我追随蒋公数十年，第一次听到他当我们学生前说骂人粗话，愤慨之情，可想而知。

以蒋公之学养，怎么会这样口不择言呢？说起来也难怪，那一次假成他下野的内幕，实在太伤他的心了。所以才会在气急中当学生部属之面而有此愤慨的言态。

因为所指的「 XXX 」，乃是蒋公一手提拔，全心栽培的「最亲密的战友」，看成是唯一的继承人。结果在危急时期，竟会对他「反叛」。说起这样的人或事，是谁也难以抑制怒火，而要破口大骂的。

这个「 XXX 」又是怎样「反叛」蒋公的？

据朱绍良将军对关麟征说：有一次蒋公召集国民革命军三个总指挥开会，朱将军以总司令部代参谋长身份参加会议。其中有两个总指挥于会议席上，力陈党内人士对蒋公的攻击，请蒋公暂时下野。

朱即以脚暗撞由蒋公一手栽培的另一位总指挥，希望这位总指挥能痛陈利害，力排众议，挽留蒋公不下野。谁知这个蒋公视为「最亲密的战友」，不知他打的什么算盘，既不发言反对，也不表示与蒋公共同进退。一言不发，翘口不开，在蒋公身受党内外人士的重重压力下，袖手旁观，噤若寒蝉。

这就是蒋公气恼得要讲粗口骂人，说是「 XXX 反叛了我」的愤慨话的原因。

（按：蒋公第一次下野，完全是军界几个头头作怪，与党政方面之关系甚微；蒋公辞职后，党部与政府方面均曾挽留。但辞意甚坚，蒋公以后与桂系不睦，由此种因。）

关麟征与邓瑞安听了蒋公的怒骂，当时表示：「只要校长有意思，学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因见蒋公心烦事繁，当天便辞别蒋公，两人雇了小轿回防。至中途，蒋公人追来，每人送了十块银元。

关、邓回到五夫营地，即找第八团长李 商量起事。结果由关麟征偕同八团中校团附严武同学（均是黄埔一期），赴上海见朱绍良将军，告以来意，决心联络黄埔同学，护蒋公复职，横扫党内外的牛鬼蛇神。

朱绍良将军说：「总司令已去日本，留下现洋八十万元，要我与王柏龄将军负责处此事，你们可以去见王公，不要说已经到过我这里。」

关、严两人见了王柏龄老师后，三人又回去见朱绍良。商定由他们两人分别走于上海、杭州各处，通知在杭州之同学会以及流落各处之失业同学；并由朱、王两将军写信，由失业同学持往中央军驻扎地，通知各军师团长以上之同学，秘密集中上海开会，共商起事的办法。

各在职同学，均未请假，都来上海赴会。这次会议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开到东方既白，整整讨论了一个通宵，人多口杂，议论纷纷。

当大家知道蒋公是被迫下野的内幕，及被亲信出卖的经过后，许多人义形于色，激昂慷慨。

有的人主张把「 XXX 」等那几个头头宰了！有的人认为杀不得，如果这样一杀，军队必然大乱，军阀尚在江北虎视眈眈，后果不堪设想。

有人主张拖着队伍上山，照蒋公的话去做土匪。有人反对，说蒋公的话是在气急了说出口来的，我们是他训练出来的革命军人，万不能变成土匪。

这样讨论纷纭，喊打喊杀的闹了一个晚上，才把情绪平定下来。最后决定，由大家联名写了一个报告，重点是请蒋公回国，拥护复职。

但在轮流签名的时候，关麟征冷眼旁观，见到一个黄埔一期贵州籍同学王某（姑隐其名），用两只指头，捉着毛笔写上变体字。他当时便怀疑这个王某存有不可告人之心，不是怕事准备将来否认曾经签名，便是心怀叵恻，另有图谋。

果然不出关麟征所料，这个王某跑回部队去，即将开会情形加油添醋，报告「 XXX 」总指挥。这个「反叛」蒋公的总指挥听了这个报告，当场吓得面青嘴唇白。他所统率的部队，中下级带兵官，尽是黄埔学生，也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如果这班实际掌握抢杆子在手的黄埔学生「造反夺权」，那可了不得，将来必然会不得了。忙跑去找另两个总指挥商量，三人同认为事态严重。这班黄埔学生真个能说干就干，什么事部干得出来的，要把他们几个头头宰了，脑袋便要搬家。

这三个当日迫蒋公下野的总指挥，一致感到事态严重。而且那个时期因蒋公一去，群龙无首，军事方面的几个头头，谁也不能统一驾御谁，革命大业失去重心，是国民党的最危险时期。

现在又听到黄埔学生有「反夺权」的计议，知道非要把蒋公请回来坐镇这第一把交椅，才能一致对内对外，将这内忧外患的局面稳定下来。

故此解铃还是系铃人，三个总指挥决定由政府出面派员赴日本迎驾，请蒋公回京复职；为安定军心起见，并将此决定向黄埔学生透露。

天下事真是难说得很，关麟征与邓瑞安、严武三个人两次为蒋公的事奔走呼吁，联络开会，其实这个会开得并无结果。所谓联名签请蒋公回国，凭他们这班中下干部之请，蒋公是不会回国复职的。

没想到其中有一个王某人走漏消息，向掌握黄埔系军队的「 XXX 」总指挥通风报讯，反而收到这样一个「阻吓」的效果。

蒋公既接获学生的联名报告于先，又见到三个总指挥派来的迎驾代表于后，这才知道在道义、利害关系上都非他复职不足以维护革命大业的既成局面，更不足以将此局面作进一步之开展，使之完成北伐，统一全国。

于是，经过政府九月廿一日正式发表敦促蒋公再起之通电，及国内同志电函纷驰催其返国，打消远游欧美之计划，十一月十日由日赋归；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美龄女士举行婚典；翌年一月四日回京复职。十八日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蒋公为北伐全军总司令，并电阎锡山、冯玉祥等诸将领，准备北伐。

官场如戏场，经过这一出「军变」式的环环相逼，明争暗斗，使三个总指挥对蒋公前踞后恭，逼走又请回的事件之后，数十年来，党内不但再无人敢碰一下蒋公的军权，连政权也从此稳定下来了。

因为国民党的天下，也是建立在枪杆子上面的，是总理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由蒋公领导东征北伐，凭着黄埔学生建立起来的「党军」打到各地军阀低头，才把全国统一。军权既非蒋公莫属，党权与政权也就非蒋公莫属了。

至于民国廿（一九三一）年蒋公之第二次下野，是因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容纳粤方选出之中委后，电请胡汉民、汪兆铭、孙科以及粤系委员共同来京开会。胡氏电复，要待蒋公下野以后，方允来京。

蒋公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常会接受辞呈，选任林森代理主席，陈铭枢代理理行政院长。十七日孙率粤方诸委员共同来京，然胡、二人仍在沪未来。（此次军中再无人敢参加）

总统二次下野时，正在江西主持剿匪工作，已经捣毁了匪巢瑞金，并将残匪分别包围，将作最后的清剿。虽明知他自己如辞职，对日本与共匪两皆有利，但如果西南决裂，则将招致更严重的后果，故决定委曲忍让。

辞职呈文有云：「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未来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又谓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而成之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四十分，由京归至奉化溪口故里，再度退休。

可是，蒋公下野以后，政府内部的混乱，军队士气的低落，社会人心的不安，比第一次下野时更为恶化。而日本的侵略，亦愈凶险，旋在淞沪发动一二八事变。这时蒋公尚未复职，而中央精锐部队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和敌人浴血交锋，牺牲的程度比十九路军更为惨烈。

同时共匪乘我政府抗战的机会，迅速扩大「苏区」，先后攻陷赣南的赣州，闽南的漳州，及闽北、赣中等地。一时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党国岌岌不可终日。蒋公只得顺从中央决议，与内外一致的要求，和原来反对他的同志的邀请，于民廿一年三月再度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不过，蒋公以后能稳操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数十年如一日，党内再无他人取存「夺权」之心，与关麟征第一次去奉化拜候蒋公，奔走连络黄埔同学，共策拥护蒋公之秘密会议大有关系。

蒋公经过这次考验，认清楚黄埔学生的忠心。但是，也因此引起蒋公一种「心病」，由于「 XXX 」总指挥不能在临难时表示对他的拥护，而与外人同流合污，以后对军政大权的寄托赋予，自不免谨慎多疑。于是私心由此而起，派系因此而成，岂真是「人情之常，贤者不免」吗？

故此，关将军叙述这一段内幕经过之后说：「我以后自身遭遇的种种，虽与蒋公这种心情无关，但却是受蒋公有了这种心情之后所造的间接影响。而蒋公原来用人惟才惟德的标准，会被其左右所改变，追根渊源，便是因为第一次下野『亲叛众不离』的原因所形成。

故是，我在那次冒生命危险，不计个人一切，挺身而出奔走呼号，四处联络，召开秘密会议，虽然是出于对蒋公之赤胆忠心，但对以后这种人事上的演变，对党国究竟是祸是福？我个人那次的行为，究竟是功是过？只有留待史家评定了。」

快口直心结怨陈辞修　忠肝义胆联盟马鸿逵

前言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足还宜拭目看。」

这是石首王启茂谒张文忠祠所作。文忠公即梁启超许为明代之唯一大政治家张居正。此诗际此生灵涂炭，大陆人民处身水深火热之中，读后尤使人侧然，如有所痛！

在民国当朝将相中，以文忠的「任劳、任怨、任谤、自负、自俭」等优良质量自许自期的，乃陈诚（辞修）。国人对陈氏之批评，在大陆时谤多于誉；退处台湾后，又誉多于毁。要月旦一位当朝一品大员，无论生前死后，都不是笔者这种只知片面而非全面，只看外表不明内因的人所能下论断的。

惟关麟征将军以百战之身，常胜之名，竟会于抗战胜利之，被投闲置散；将这样一位有「共军克星」之称的方面大将，不用于戡乱战争中，外人传说，是因陈辞修只能做到「内举不避亲」，没有做到「外举不避仇」。

有关陈与关两人之间的恩怨，笔者亦早有所闻，特以此请教关将军，由他亲口说出了这场人事是非的前因后果。照他的说法是「裁了一个小觔斗」。因心直口快招尤，被陈辞修记了一辈子怨，有机会就想扼压他。关氏最钦佩汤恩伯之不念旧恶，关、汤二人经常争吵，过后谁都不记心。陈辞修人小量亦小，弄得将领中好些与陈和不来也是事实。

因为民十六年蒋公被三个总指挥逼迫于会场上而下野之后，当时任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将军，立即下令将总司令部之直属补充团全部撤消，士兵一律拨归东路军所辖各军师。

所有官佐，除少数下级干部留用，其余完全遣散。被遣散之军官，全系黄埔各期同学，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大敌当前，竟藏弓烹狗，其惨状与陈诚于抗战胜利后之裁编部队如出一辙，只有久暂与大小之分而已。到蒋公复出数个月，失业者即又被用。关麟征也是被裁之一，今日在台的张耀明将军，当时连吃饭也成问题。

关麟征于被裁之后，交卸团长，孤家寡人一个，中心愤愤。同学中多有欲走极端，做拖枪杆子上山造反的。他经二期同学李焕芝（湖南人）介绍，与一个江北寡妇相识。这寡妇在年龄上可作他的妈妈，据说是革命先烈邓 X 的遗孀。

高头大马，有钱有势，粗豪有丈夫气。说她先夫有数千旧部，散处在苏北一带，她愿支持关麟征，号召此数千人编成队伍。但她的另一目的，便是要关麟征能与她「公私兼顾」，除了收编这支队伍之外，还要把她也「收编」过来。这事关麟征没有答应，

收编邓 X 旧部的事尚无结果，蒋公已由日返国复职。他将此事报告蒋公，蒋公认为这种土匪部队不能要，即派他任警卫第二团团长。他与陈诚第一次结怨，便始于此。

因为当时共有三个警卫团，陈诚将军任警卫司令。不久，警卫团和曹万顺将军的部队合编成为以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十一师。（「土」即陈诚发迹的「十一」师；「木」即陈诚的基本部队「十八」军）。

但是十一师的第一任师长并非陈诚，乃是曹万顺；陈任副师长，陈的亲合罗卓英任师参谋兵，关麟征任六十一团团长，另外两位团长是李默庵、萧干。

有一天罗卓英约关、李、萧三团长谈话，要他们三人联合黄埔同学，向蒋公打曹万顺师长的小报告，控告曹不够资格任师长。用甚么「罪名」，以后大家商量。并推举陈诚由副师长升任师长，征询他们的意见。

关麟征当时少年气盛，不知世故，天真得以为大家是在聊天，没有甚么关系。他生性心直口快，事实上他们对陈诚均无好感。他首先表示意见说：「要告就一起告，陈矮子并不比曹万顺高明，可能比曹还要坏。」

李默庵与萧干也同声附和，对陈均有此感。

事情与罗卓英的意愿相违，自然没有结果，可是关麟征说的话，罗卓英全部告诉了陈诚。口舌招怨，他与陈诚之间便因此结下了「梁子」，造成以后许多作梗为难的后果。

因为不久陈诚如愿以偿，升任十一师师长，曹万顺调任总司令部参议。关麟征升任第二旅旅长，那时他才廿三岁，关氏自认幼稚。

陈诚任师长后，就要把他们三个不顺眼的人踢开，第一个目标便是关麟征。有一次陈诚到南京晋谒蒋公，当面报告要将关的职务撤掉，说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蒋公斥说：「关麟征我知道很好，你说他不好是你自己不会带人。」（这些是当时充任蒋公侍从副官胡靖安告诉关的。）

陈诚碰了这个钉子，知蒋公对关麟征印象深刻，难以把他根本除掉，但又不除不快，总想将他搞走。终于用「调虎离山」之计，来一个「明升暗降」，报请蒋公将他调升陕西籍李纪才的旧部，邓英的新编第五师副师长。

不久，陈诚认为不顺眼的李默庵与萧干，也都踢开了十一部。陈诚以后升十八军军长，用的都是他认为顺眼的人，中央军「土木工程系」的派系，便是由此而来。

关麟征接任新编第五师副师长后，见到那个部队人事倾轧，各不相谋的勾心斗角情形，很感头痛。到任没有多久，师长邓英往南京听训，竟有两个团拖着枪山做土匪去了，弄得他这个副师长无所措置。

这两个团上山后数天，其中之一的团长公秉藩私下来见关麟征，向他讨价还价说：「副师长如果能保升我任旅长，我可以把上山的两个团全部叫回来，并拥护你任师长。」

关麟征当时拒绝了公秉藩的要求，更瞧不起这种拥兵自重的军阀作风。他一本军人本色，并未将公秉藩扣留，让他走了。但是，新五师之旅、团长，都是地方色彩很浓厚，资历年龄很老的军人，凭关麟征这个廿多岁的年青小伙子，代理师长职务，自是难孚众望，因此尾大不掉，还怕他后来居上，骑在他们这班老油条之上任师长。

于是处处制肘，从旅长杨清源以下，都把他当仇人一般看待。他感到这个部队不能带，当众表明决无要做新五师师长的心迹，即去南京晋见蒋公。又派任教导第二师的团长，由副师长跌成团长。

关将军说出这一段经过之后，不胜感慨的说：「我一生没有在战场上栽过觔斗，却在陈辞修面前栽了好几次觔斗；以后我在战场上归他指挥，必是官腔官调，如在山西剿共之役，武汉撤退金牛之役，陈与罗卓英均曾与我为难作对。

胜利后奉命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而未成行，由杜聿明担任斯职，也是由于陈诚不给我事权统一的指挥权所致。今日辞修先生已作古，他对党国功过，后人自有评论，我除了说明事实之外，不想作其它的批评。

不过，当我读史，看到李光弼与郭子仪交恶，及至戡安禄山之乱时，两人公尔忘私，不计前怨，互相协助，忠诚合作；又见左宗棠持才傲物，素来瞧不起曾国藩，而曾知左乃楝梁之才，可寄方面重任，亦不计个人恩怨，反而破格保荐。可惜我所遇到的不是郭子仪或曾国藩。个人得失事小，遗害国家事大。我也不好再说其它的话了」。

民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正史野乘，记载这一事变的内幕文字很多，其中有关麟征结盟马鸿逵，拒绝张学良、杨虎城联盟背叛中央的经过，尚未见外人道破过。

西安事变是关麟征于廿五年冬任十一纵队司令官，以廿五师一师之众，在甘肃境内消灭共军二万余人，俘虏二千余人的大胜仗结束之后不久发生的。

共军的兵力只剩得约三万的残兵败将，龟缩在延安一带惶惶不可终日（三万是中共在「星火燎原」一书自己承认的）。如果不是张学良胡涂，杨虎城鲁莽，被中共煽动而发生西安事变，中央的安内政策，快则三个月，迟则半年即可完成，有把握个祸根铲除，连根拔起。

今日中国当是男一局面，不会搞出以后这一连串的祸国殃民惨变，毛泽东等人决不可能有今日，中国历史又得重写了。

而西安事变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杨虎城的四个旅唐嗣桐、王俊、张汉民、张飞生被共消灭；后又见到共军在吃了关麟征一次败仗后，还有力量消灭胡宗南派去追击的一个旅，因此对共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兼之把省主席的位置失掉了，内心对中央不满。

再加上一个「小事聪明大事胡涂」的张学友，误听人言，以为蒋公只打内战，不抗日本；为报父仇，泄「不抵抗将军」之毁怨心切，在这样三凑六合之下，便发生了那一次震惊全球，全国鼎沸，劫持统师的西安事变。等到张学良听了蒋公义正词严的痛斥：「你是我的部下，就应该服从我；你是我的敌人，就应该杀了我，除此外，无话可说。」

再见到蒋公的日记，才知蒋公谋国之诚，对日抗战的深谋远虑，不但计划买军火，充实军力，连作战系统都拟好了，已划分了全国战斗序列，张学良还是内定的战区司令长官之一。至此始豁然大悟，伏案恸哭，后悔做错了事，故甘愿陪同蒋公回京，接受国法制裁。

但事变之日，关麟征正以对共军作战大胜之余威，经贺兰山到蒙古之阿拉善旗，回截北窜共军。忽然接到胡宗南的电话，惊闻蒋公被劫持之兵变惊耗，当时昏厥难支，痛哭流泪，连电话也说不下去，以为中国这一下完了！当时中国军政，除蒋公之外，确无任何人可领导统御。

事变之后，张学良、杨虎城派出代表到银川，拉拢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将军，欲与联盟合作，抗拒中央。马鸿逵平时与胡宗南不睦。

关麟征得知张、杨代表已到银川省会，认为事态严重。如果马鸿逵与张、杨合流同污，不仅更使中央处境艰难，他在甘肃也必由友成敌。但如率部队对马取敌视态度，或作出其它决裂表示，又势必造成另一场大流血的内战。

关麟征与马鸿逵平时相处颇融洽，私交不恶，思之再三，在此时期惟有以道义利害说服马鸿逵，使其不为张、杨派来游说的代表所惑，请其以国家民族为重。于是，决定往见马鸿逵，力陈大义之后说：「今日情形已迫，事秦事楚均在主席一念。

如果你想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抗命中央，则请将我扣留；如果你是追随中央，就应该将张、杨的代表扣留，决不可两面应付，否则两面不讨好。」

马鸿逵听了他的话，当时热泪披面，恸哭失声说：「雨东！你还不知我是服从中央，忠心蒋公吗？我马上将张、杨的代表软禁好了。」

马鸿逵的叔父在旁见此情形说：「鸿逵！这个时候你们最好结拜兄弟，以示忠诚为国，以后好同心协力。」

马鸿逵闻言跪地，关麟征亦随之跪地，对天鸣誓，结成兄弟。并告马：「西安事变未解决前，我决不离开银川，共同进退。」马鸿逵也就安心了。

因此甘肃省的马家军态度明确，忠诚拥蒋。在心理环境上，给予张、杨的打击甚大。以后胡宗南与关麟征的中央军，得到马鸿逵在粮秣被服上的接济亦很大。这段内幕，以前是从未有人曾道及的。

镇文山敌人丧气　闹人事陈诚徇私

前言

关麟征将军以黄埔第一期的学生，获得打仗打得最多第一；又获得打仗打得最好第一；再在第一次湘北会战的一场大胜战中，获得升官升得最高的第一。他凭血汗战功得了这样多的第一之后，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奉蒋公召见于重庆，又曾受到抗战军人中，由前方返回后方第一次盛大的欢迎，成为名闻世界，威震全国，妇孺皆 2 的抗战英雄。照理，他应该从此平步青云，以三十多岁发挺拔之年，铜筋铁骨的壮健之身，肩担军国重任，而一路滔滔，成为党国干城才是。

谁知大出所料，正当他如日方中之时，竟凭空吹来一朵乌云，把他遮掩得黯然无光！从此江河日下，竟被打入冷宫，一直受权势欺压，压得抬不起头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场外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的人事恩怨，关将于不胜唏嘘中，也把这重内幕揭开了。

湘北第一次会战大捷之后，中枢瞻前顾后，恐怕敌人改由越南向云南省我国之大后方进攻，决定调关麟征这个足可使日军闻名丧胆的战场虎将，坐镇滇、越边区。

将关集团调往广西边境之天宝、靖西一带驻守；后将番号改为第九集团军，移驻云南通往越南的铁道以东地驻防。受其指的部队，计有张耀明的五十二军，黄维的五十四军；戴坚师；何绍周军也曾受其指挥。

抵达防地之后，即将团军总司令部驻在文山，划分防区。发动地方团队，组织当地民众，作有计划的构筑国防工事，把防区构为一个铜墙铁壁的阵地，储足粮弹，严阵以待。

官兵一致，信心坚定，日本人如果进犯云南，必可打出一场比台儿庄、湘北更好的仗来；将来犯之敌，歼灭于阵地前。

可是，他们在文山等了一年，不见敌人来；等了两年，也不见敌人来。在这期间他们戈枕待旦，闻鸡起舞，恨不得发请帖把日本人请来较量一下，但日本人一直不敢在这一方面作军事上冒险。

等到珍珠港战事爆发，大家一致认定日军已接近自取灭亡之日，天下大局已定，万难抽调兵力，进犯我国后门了。

于是，大家说：「日本人听说关猛镇后门，吓得不敢来了。」又有人把他的名字用拆字法说：「将『征』拆开来，便是『文山主人』，总司令驻节『文山』，而是『双立人』，即是『文山主人』还带了很多『人』，日本人自然不政犯虎威。总司令坐镇文山，也就稳如泰山，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了。」

可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事情就是这样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利害相连，祸福相关，绝无纯利纯害之理。像关麟征于壮年时期，便获得了这许多个「全国第一，全军第一，全校第一」的崇高荣誉。

他虽没有因「功高震主」，仍受到最高统帅的重视，但却合上了一句「人怕出名猪怕肥」的俗语，遭受到战功不如他，职位却高于他，怕他将来会「后来居上」者的嫉妬，施出大人物打「小报告」的阴谋手段，在蒋公面前一再煽风点火进谗言，制造一些无中生有的是非。

正当他的事业在百尺竿头，尚差一尺；百里途程，已走到九十九里的时候，予以重重的一击！把他这个在东征北伐，剿共抗日诸战役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长胜将军，竟会在一场勾心斗角，明压暗争的人事斗争中，被打击得既无还手之力，亦无招架之功。

他自认在这方面斗不过他人，在大人物的小报告之下，一败涂地了。

因为关麟征率部驻防云南那几年，日本人不敢来，他虽然严阵以待，却没有打过一仗。但在此期间，却发生两次人事上恩怨是非的斗争。

事情的经过，笔者为存真起见，根据关将军对笔者的谈话纪录，不作字句上的增删，不作渲染的描述；本文发刊之前，曾送关将军过目；刊出之后，是非曲直，可由读者公断。

当抗战快要接近胜利时，陈诚将军派到昆明任战区司令长官，仍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有一天我（关将军自称）突然奉到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的电报，要我保荐一人接任五十四军军长黄维的职务。我当时颇为讶异，黄维的五十四军，是陈诚的基本部队，怎么会调撤现职？

从未要我保荐过人升官的何部长，这一次又怎么会要我荐人去接黄维的职位？陈、何两位大人物的多年暗斗明争，乃是众人皆知的，现在两人都是我的顶头上司，说实在话，我谁都不政得罪。

后经打听，才知黄维因被军政部查出，财务不清，在钱字上面出了毛病因而撤职。当时我为此事很感为难，不知是何要我去接五十四军的兵权去斗陈，也还是陈想用他夹袋中人以接替黄维，故要由我出面保荐，以维持颜面。

在这情形之下，真有『两大之间难为小』，使我感到左右做人难。

我生性坦率，不好转弯抹角，当即往见陈诚说：『何敬公有电报来，要我保荐一名军长去接五十四军，不知长的意思如何？』

陈诚反问我：『你认为甚么人合式呢？』

我说：『该军副军长傅正模，资历虽深，但不善战；该军师长阙汉骞，能力颇佳，但才升任师长数月之久，马上又升军长，似乎太快。

可否将我的副总司令张耀明先行兼任，经过数月之后，再由张耀明保荐阙汉骞升任军长。这个以张耀明铺路过渡的办法，不知长官意旨如何，请裁决指示。』

陈诚当时笑颜应允，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我也自认是个好办法，对于何、陈、五十四军各方面都说得过去，公情私谊也能兼顾周到。当即以张耀明报上军政部，兼任五十四军军长职。

数日之后，中枢来电「准如所请」，可是却久不见长官部将军政部的正式命令转下来。我已发觉事情不妙，陈诚将此命令留中不发，其中必然另有蹊跷，乃往长官部问讯？

经过催询，才将张明的命令转下来。我即叮嘱张耀明，这是过渡的铺路方式，去接任五十四军军长后，千万不可撤换人，兼几个月便保荐阙汉骞升军长，免生麻烦。

张为人耿直，他也说：『陈辞公的人，我怎敢动，请总司令放心。』

这样过了约两个月，我忽接军委会蒋公一个电报，大意说：『据报，吾弟将五十四军人员大事更换，以致人心惶惶，希注意！』

我当时还以为张耀明不听话，真个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即以电话责问张，怎么擅自将五十四军的人事更换？

张耀明说：『这才是怪事，我来五十四军两个月，连一个司书都没有换过，怎么说我将他们的人员大事更换？请总司令报请上峯调查，如果有事实，我愿接受处分。』

上令与下情完全两样，把我弄得一头雾水，蒋公亲自手启的电报，当然侑所据而发；张耀明之为人，我又知之甚深，他决不会欺蒙我做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来，更不会做了说没有做。

那么，怎样会发种无中生有，揑造诬赖的事，而惊动天听，直达蒋公面前去了呢？我一方面据实回报蒋公，一面查根究底。谁知道一查，却查出怪连连。

原来当年罗卓英要我们三个团长联名「打小报」给蒋公，合力搞走十一师师长曹万顺，保陈诚当师长而未遂愿的那一套阴谋，今日陈诚的人，竟然旧瓶新酒，重拖故技，用在搞张耀明的身上。

再因我以前没有听罗卓英的话，心直口快招怨，使陈诚记下了这个仇恨，所以连我也被他们五十四军的人，拖下了这场是非中做『夹心饼干』。

原来张耀明兼任五十四军军长时，该军副军长傅正模大发醋劲，气得要死，恨得要命，跑去向陈诚煽阴风，点鬼火。究竟说了一些甚么，我虽不得而知，但总不外故作惊人之论，无事生非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张耀明头上，说是『我们的部队要被关某人派来的张耀明吃掉』等语。

陈诚是自认要继承蒋公大统，舍我其谁，惟我独尊的人。

众所周知，有目共睹，只有他派人去吃别人的队伍，谁也不敢碰一下他的队伍（事实俱在，他于抗战开始只有十八、十四两个军，共约六万多人，到抗战结束，「土木工程系」扩充到四十多万人）。

他听信了傅正模的话，既不问我一声有无其事，也不查究事实真象，便凭这一面之词，误会我要吞并他的部队，当即要傅正模写一个联名报告，以便『等情据此』报请蒋公，向我施行压力。

傅正模能够无中生有裁诬，得了陈诚的锦囊妙计，更是拿着鸡毛当箭令。跑到五十四军去，各别联络，开会商讨，如何把张耀明搞走。

但张耀明兼才两个月，一切清白，无罪可加。

才想出这个办法，说是撒换了五十四军多少老人，弄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军心惶惶，干部忧惧。更妙的是，这个报告对张耀明一字不提，把全部『罪名』都指我头上，说撤换人员，全是我的主张。

这报告要全军团长以上人员签名，径报长官部。陈诚又不问青红皂白，将此报告加上他自己的报告，一炮冲天，便送到蒋公的面前去了。

蒋公得报，这才电令向我申斥。这幕小报告的怪剧，由于被串演的人太多，他们五十四军团长以上的干部，虽然在情势所迫之下，不得不签上诬告我的名字，但心存公道正义，具有天理良心的人，还是存在这个只有恩怨利害的社会上的。

所以被我一查，便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也据实电覆，事不离实，蒋公也无话可说了。

可是，我在云南那一段时日里，真似俗语所说：『怪事年年有，惟有今年特别多』。这一桩怪事才查明了结，另一桩怪事又相继发生；我与陈诚之间，也由昱斗，变成了明争。」

关将军说：「上述事件查明了结不久，军政部长何应钦又来电报给我说『张耀明因病辞职，请吾弟另选军长一人，速复。』

我以为张耀明闹情绪，不经过我总司令部便越级上报了辞职呈文，当时内心很感不舒服，认为张耀明岂有此理！即以电话问询，为何越级呈报？

张骇然回答『那有此事，我既没病，也没辞过职，请总司令查究』。像这种无生有的怪事，竟会一再发生在一个副总司令兼军长身上，我当然要查究的。

谁知道一查，有人私自刻了一个张耀明的图章，又以张的名义擅自揑造了一个『因病请辞』的报告，报请军政部何应钦核阅。

我得知道一内幕后，就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也会生气，当时报请司令长官陈诚，并向他辞职。

我的意思是，他不将搞鬼的傅正模查办，便准我辞职。这事经再三电请，陈置之不理。后来我又亲访陈的办事处处长刘仿舟说明原委，我也保证要张耀明自动辞职，即保荐阙汉骞升任军长，但请予傅正模以记过处分，以维时我的面子，以便尔后指挥军队。

我这样做一则自觉斗不过陈，再则恐人非笑在抗战期间将帅不睦，可以说我是无条件向陈投降。

刘当时说这样很好，愿立即将此意电陈，但仍无回音。

不久，陈诚从湖北飞昆明，我与宋希濂、杜聿明等人亲往机场迎接，陪返官邸，再将此事当面提出，陈竟不理不睬，顾左右而言他。

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了，凭我出生入死数十年的经历，今日平白受人欺负压制至此地步，因此情绪冲动，当场开炸，痛陈斥问此两次怪事的原委？

陈一辈子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的话，我都说了。陈诚面红耳赤，宋、杜的脸上也云色变。我说完后请他撤我的职。据说他当日病了吐血，也向蒋公辞司令长官职。以后中枢改派何应钦将军，以中国陆军总司令名义继任。」

关麟征与陈辞修之间闹了一场之后，得罪这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以后的运便降临关的身上，真是「永世翻不了身」。

去东北将行又止　调龙云开枪发炮

前言

上两文已详记关将军与已故副总统陈修辞先生因口舌招尤，被小人从中无事生非而结怨之经过，国人所不明的这位在抗战胜利之前黄埔学生中样样第一的长胜将军，怎么会在抗战胜利之后受到投闲置散的冷落待遇，不使他在戡乱战争中与共军一战之原因。

从本文内，即叙述关将军于抗战胜利之后，未能就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于先，又未能出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于后（蒋公已口头告关出任斯职，以后有人说关不通而未果）；最后蒋公面示嘱其出任陆军总司令，又以手令遗失未果，再以后反由李宗仁发表关为陆军总司令。如此一波三折，其中到底是甚么原因？这个答案，读者可从本文关将军的叙述中获得。

不过，笔者忆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瞾檄」一文，虽然把武则天的秽史艳事，凶残暴戾，弒君鸩母等罪恶，罗列俱尽，刻毒异常。而武则天看过此文之后，知道骆宾王所作，乃对狄仁杰说：「有如此人才，而使其流落不遇，宰相之过也。」一个女人说出此种只念国家人才，不记个人私怨的话，是何等气度！何等襟怀！与一般踞国家高位，大而无当之大人物，只知「私」字当头，组派立系，排除异己者相比，能不愧煞？

国民党在大陆之败，共产党在大陆之乱，都是一个「私」字害了自己，也害苦了人民；两党之中，竟找不出一个能有武则天这种气度的人秉朝当政，夫复何言！

话说关麟征与陈辞修当面发生冲突，吵过一架之后，可说积怨爆发，连以往虽有心病，还能维持表面敬谦的官场礼仪也拉破了。

关麟征自请撤总司令职，陈辞修也向蒋公以被气吐血请辞长官司令职。但是，一个达戎边疆，又是陕人；一个近水楼台，又是浙人，结果蒋公将陈辞修调中枢，派何应钦将军到昆明，将原来的战区司令长官，改为中国陆军总司令名义。

不久，陈辞修百尺竿头，再上一尺，升为军政部长；又不久，升为参谋总长，职权凌驾于何应钦之上。

关麟征对陈辞修的大升特升，升至军人中的「位极人臣」并不以为意。他以为英明领袖如蒋公，既知他数十年来为党国领袖出生入死的功勋，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再方面以为陈辞修既是综揽大权的大人物了，必有「宰相肚里可撑船」的大度量，不会把这过去了的人事恩怨，性格冲突放在心上。

因为他与汤恩伯相处时，两人也时常发生争吵，每次都是吵过便算了，从未因公事上的争吵，而影响两人同样为国、为党、为领袖的公情私谊。而且两人始终为至交，汤把关写给他的对联，于战乱之中还携往台湾挂于中庭，可见其友谊之深。

关与陈纵有不当，蒋公大可把他叫去骂一顿了事。谁知他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因为他从此江河日下，投闲置散，一直就被人压制着抬不起头来。

先以军事调整为名，取消了集团军，将关麟征的总司令部撒消，后排名为卢汉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官。一生任主官，掌实权，这次却被降为他人的副车。

如说军人凭战绩、讲资历，他任副职之同时，出身黄埔三期，一致认为是二三流角色的王耀武（以后于济南兵败被俘），却跃升为方面军司令官。

这还不去说他，到日本人投降，我国在芷江受降，上峯通知司令官以上的去参加受降典礼。可是这位威震大江南北，从长城古北口，打到台儿庄及湘北第一次会战，无不防固攻克，其名印在全国中学校教科书上的民族英雄，党国楝梁，号称长胜将军的关麟征，竟然在受降大典中，没有资格出席参加。

这种怪事，究竟是他个人的羞辱，也还是国家的羞辱呢？是给民族英雄脸上无光，也还是使表扬民族英雄的政府威信扫地呢？

这种不公平的做法，又是甚么人做出来的呢？有一次关麟征在重庆见到蒋公，并问他芷江的受降情形？他说没有去参加受降典礼。蒋公面现不悦之色。蒋公没有再问，他也没有再说。

而那种「盖冠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心情，自是委屈万份。以为「鸟尽弓藏」，敌人既已屈膝，他这个「干城、楝梁」，也要被他人拆了下来，解甲归田了。

谁知日本人虽然倒下去了，共产党又冒出来了，在陈辞修限月限时「扫荡、肃清」的大言之下，裁撤并编所谓「游杂部队」，弄得全国军心焕散，不但非中央嫡系部队不能存在，连素以「天子门生」自居的黄埔军人，也被裁得人人自危。

「土木工程系」，成为抗战胜利之后的巨无霸，由抗战前的主力既已由卢汉率领进入了远距千里的越南；剩下来的一个亲信师，由龙绳祖率领又未驻在昆明，离省垣尚远。龙云手下便只有省会警察，与身边的警卫部队，这是决不敢抗命的。

关麟征在云南数年，与龙云以下等军政首脑，相处融洽，彼此坦诚，从无猜忌，这与陕西民族与云南民族的性格，都是刚阳耿直，粗犷豪迈有关；亦与关麟征待人诚恳，不玩阴谋手段有关。

在战时，关麟征便曾劝过龙云，小事忍让，不要过份对中央抗命为难。故他得知中央这一新计划，即要杜聿明只可用兵力包围，软硬兼施，好言相劝龙云接受中央命令，即去重庆，切不可开枪造成人命伤亡。

否则在国际国内的舆论上，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有损中央威信。因为杜聿明是他的老部下，他又比中央其它要员了解龙云以下各级人员的性格作风，及云南省内部的一切情况，故向杜聿明作此指点。

事发之前，关麟征住在卫立煌的公馆里，夜间忽闻抢炮声四起，他知道事情发生了，也急得在发跳！暗自责怪杜聿明不听话，这样半夜三更发抢开炮，势必造成惊扰、混乱，甚至逼龙云的警卫部队作亡命的扺抗。

如果在混乱中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或将龙云打死了，这将如何交代？

事后他才知道龙云在家中根本尚未奉到中央调职之命令，猝然闻变，怆惶由后门走出，进入翠华山省政府内，尚不知发生了甚么事情。

数小时之后，杜聿明才将中央的命令，告知他调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长之职。原来杜聿明是想给龙云一个下马威，先开枪炮，后转命令。

然后将龙云困在省府内，由宋子文飞昆明，劝说龙云交代省主席职务，同往重庆就任新职。

关将军说出这段经过之后又说：「杜聿明这一鲁莽的做法，引起了龙云以下所有云南人的不满。因为龙云并未抗命，实无开枪发炮的必要。

以后我在越南见到卢汉，在重庆也见到龙云，除了认为中央的做法过份之外，别无异言；对开枪的事，则认为这是对云南人的一种侮辱。

以后云南部队曾泽生等人，在东北倒戈投共，龙云从南京化装逃来香港后又投靠红朝，其不满政府的反叛心理根源，都是由此而来。」

这事过后，关麟征以为事情已了，他还是一心准备去东北做保安司令长官。但是不久蒋公召见说：「杜聿明处理昆明事件失当，违反军人纪律，我要处罚他，调他去东北。一班云南人都对你好，你回云南去，办理善后的事。」

这是一个赏罚问题。他以蒋公亲信，在云南数年，做了不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桥梁工作。自龙云以下，无不对他建立起公义私情的好感。那几年虽未与日本人作战，他却代表中央拉拢了云南的人心关系，照理他是有功的。

反之，杜聿明一出手便错，招致云南人的怨尤，军民人等之反感，蒋公亦说「处理失当，有违军人纪律」，他当然有过的。

但在这功过之间的赏罚如何呢？说出来真令人啼笑皆非。

因为以后中央发表的命令，有过的杜聿明，调升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有功的关麟征，却派回云南去坐冷板櫈，担任该省警备总司令。

关麟征接到上述命令后，真是「佛都有火」！本想辞职不干，就此解甲归田，但又怕被人误会是与自己的部下杜聿明争官争位。

只好哑子吃黄莲，念在蒋公知己「云南局面需要你去善后」的叮嘱，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愚忠，忍下这口气，到云南去替蒋公分劳分忧，安定西南后方的军心与人心。

可是，不久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昆明学潮流血惨剧。关麟征又在顾全大局的作法中，代人受过，做了一次大傻瓜，成为政坛上的牺牲品。

罢兵权中枢失庙算　闹潮共党逞阴谋

前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高层人物，根本不把共产党放在眼下，骄狂自满。除了发出「三月扫荡，六月肃清」的狂言外，就是忙于接收，扩充派系势力与地盘，裁军并编，天下为私，把许多部队裁掉了，要士兵回到农村去。但有很多素厶队为家的职业军人，他们无处可去，流浪闹事，政府才成立「军官总队」予以收容。这班「军官总队」受到「鸟尽弓藏」的待遇，无不怨气冲天，惟恐天下不乱。

可是，共产党的高层人物，于抗战胜利之后，双方谈判尚未破裂，便积极进行「造反夺权」的部署，四处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挑拨离间，收买人心与被裁撤军队的军心。军事行动上，除了派林彪进入东北接收俄军移交的械弹装备外，分别在华中、华东、华北建立根据地。

在这样一个对比情势之下，两党之间的斗争，起初虽然胜败未分，在政策与作风上已形成了优劣之势。如将共军克星关麟征不派往东北对付其手下败将林彪，却派杜聿明前往，便是一大失策。杜聿明除了在抗战时指挥昆仑关战役，打过一次好仗之外，在先期的剿共诸役中，他均未参加；虽然有颇长时间任关之副职，各剿共战役不是受训去了，便是留守后方。对共军作战，可说毫经验。一下子要他挥数十万大军去对付林彪，这也无异是将一千斤重担，加在只能挑一百斤的人肩上，他被共军打垮，被重任压倒，自是意料中事。

本文要说的是关麟征被中枢当权人朝令夕改，过升功降，过升功降，挤到「靠边站」，由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改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职后，他在昆明遭遇到一次学潮的情形。

在那学潮中，他压制「武斗」于先，又挺身而出于后，可是，至事情不可收拾时，他虽然铁肩担道义，替当局分忧分谤，但也做了一次大傻瓜，成为政治舞台上的牺牲品。他的霉运更为加深了，其经过是颇为曲折的。

抗战胜利之后，发生于昆明的学潮，是一次震惊全国的大学潮，也是以后全国各地被中共煽起一连串学潮的始作俑者。

学潮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职业学生，左倾教授的鼓励；因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教育界人士生活清苦，学校伙食太差。于是，提出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又贴了攻击最高当局的标语。进行示威喊口号，把昆明搞得乱糟糟的。

这是关麟征接任云南警备总司令才一两个月之事，当，他力主以和平方式应付，不可给共党制造机会。

他的办法是：学生贴标语「打倒这个，反对那个」，政府也派人贴标语，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贴在职业学生贴的标语上面。有如香港街头上的广告招贴，你贴一张，我也贴一张；你贴一张小的，我贴一张大的，这样以标语对付标语，学生当然贴不过当局。

至于游行，由他们去游，游到脚软肚子，自然会散伙。

可是，另有几个激烈份子，由于「立功心切」，极力主张「严重打击，强硬对付」。本来事态快要平息了，激烈派与学生发生冲突；军官总队也与学生发生武斗，于是事情闹大了！

那是同一天生的事情，西南联大的游行学生，与军官总队的学员发生打斗，这班被裁撤的军官总队学员，因鸟尽弓藏，早已怨声载道。

一肚皮气无处发泄，见到这班学生仔耀武扬威，「恶死大晒」，愤激情绪一触即发，把游行队伍冲得七零八落，当场将一名学生打死。

几乎是同一时间，云南省党部一个杨科长，带领一队约两百人便衣，原是奉命监视游行学生的，他在中途称肚子痛进入了厕所，这两百多人指挥无人，群龙无首，多日来的忍耐情绪，也到了随时可以爆炸的程度。

于是，也与师范学院的学生打起来了。二百多人横冲直撞，一直冲入师范学院，与学生打成一团，不知甚么人在混乱中，抛出两个手榴弹，学生死伤数人。

以上两宗流血惨案发生时，关麟征正在午睡，闻报后气得发跳！出事的责任，不是一下子查得出来的。既已不幸造成人命亡，他身为警备总司令，内心万难平安，为良心责任所驱使，顾不得在混乱中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只同副官一名，轻车简从，坐上吉普车亲往现场视察，先到师范学院，再到西南联大。

当时学生情绪悲愤已达极点，在群情愤激中，只要有人叫一声打，抛掷一点硬物，他与副官在千百多名学包围中，被活活打死也有可能，其危险实更甚于郭子仪单骑见回讫。

但他因问心无愧，责任所在，根本没有顾到这些。所幸两校师生，亦久仰他这位民族英雄，抗日名将的威名，并无任何不良表现。

他不但于出事之后即往现场视察，当天晚上，还泰然地参加西南联大召开的教务会议。

他在会议上力陈这次惨案不是当局指使示意的，是不肖份子的个别行为，他要追究凶徒，调查原因。并正颜厉色说：「有一些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是卑鄙的。因为死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子弟，所以心里不难过。」

当时有几个问心有愧的人面红耳赤，低头不出声。

经过这一天一夜的行动表示，昆明学界人士，一班教授均认为这次惨案绝非政府所为，更与关麟征无关，激动得快要爆炸的情绪，也降下去了。

（以后共党查明，这两场人命惨案，是云南省党部杨科长，和宪兵第十三团一个少校团附搞起来的，均被枪决。）这种残杀数名学生的惨事，在当时来说，凶手诚然死有余辜，应当抵命。

关麟征在当时虽然知道造成这一惨案，是由于其它机关中有若干激烈份子想邀功逞威，再加上军官总队的被裁军官借机泄愤。

但他身为警备总司令，不欲外人将此事增加对政府的不满，予共产党人攻击最高当局以任何口实。

一本其为领袖分劳分忧分谤的忠贞，对外宣称，一切责任由他一个人承担，与任何人无关。

为了平息民愤，他又请中枢下令处分；亲自到重庆晋谒蒋公暨参谋总长陈诚。报告实际情形后，陈诚说：「昆明教育界对你很好。」

他又向蒋公建议，在目前情况之下，可以解决这事件的办法，他愿意接受中央对他的明令处罚，作为「失职失责」的惩处，以息民愤。

蒋公也深知内幕，此事与关麟征无关，但为平息风潮，只有手令「停职议处」！

当时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作，是商震将军。商接到蒋公这纸手令，马上以电话通知关麟征说：「雨东兄！这事与你根本无关，这个『停职议处』的命令怎好发表呢？太寃枉你啦。」

他将蒋公的谈话告诉商震，并说：「只要能使学潮早日平息，我甘愿挑起这个十字架。」

谁知道出自蒋公手笔「停职议处」的命令正式发表之后，却引起党内党外人士的议论纷纭，以为昆明学潮真是由他造成的；误会在学潮中打死炸死学责任，应由他肩负。

因此，一班平素关怀爱护的人，无不表示惋惜！而一班平时对他不了解的人，则趁机落井下石，加油添醋，造成一种「曾参杀人」的可怕后果。

连一班持平之士，因为不明内幕，不知他是「曹营中杀粮官以平军情而安士气」的牺牲者，也说「关麟征长于军，短于政治；指挥作战的智勇有余，处事治众的手腕不足」。

这种评议，连近年来在台湾出版的一本刋物，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还持这种看法。该文对关麟征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恭维得无以复加，称赞他是「一员名符其实的百战百胜虎将」，惟对昆明事件，则说是「大意失荆州」，表示惋惜。讵不知他是为领袖分忧、替中央分谤的「代罪羔羊！」

更可笑的，是当时北平的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将军。陈是关麟征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他于「停职」之后，因事去北平，师生相见，陈继承当众向他开玩笑说：「雨东老弟！打仗要用刺刀手榴弹，对付学生可不能这样，要另有一套才行呀！」

关麟征说：「老师当年在黄埔，只教我们打仗，并没告诉我们怎样对付学生呀？」

当时虽然引起大家一笑，但连这样一位忠厚的老师，也相信他是用手榴弹对付学生。以讹传讹之可怕，使他百口莫辩，寃沉海底了！

可是，不久北平也发生学潮，陈继承也被解除北平警备总司令职务；以后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在共产党人四处煽阴风点鬼火之下，「反饥饿，反迫害」的学潮，几乎遍及全国各大都市，好几个警备司令都因处理学潮而被撤职。

如继关麟征之后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职，也是陈诚将军的亲信霍揆彰，因闻一多、李公朴被杀，也被撤职。难道这么多被撤职的警备司令，都是与关麟征一样「大意失荆州」，「只懂军事，不懂政治」吗？

所以后来他又与陈继承将军见到面时，故意旧话重提说：「老师！你说对付学生另有一套，你怎么也同我一样被撤职呢？」

陈继承当时气得顿脚说：「真倒霉！不知是谁搞的鬼？」

关麟征说：「昆明事件，到如今我也不知是谁搞的鬼？」

昆明事件，对关麟征的误解有如上述，而来自中共方面的攻击诋毁，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笔者所知，学生死伤事件发生之后，中共方面的书刊上，便有这样的攻击：说「关麟征是『杀人王』」。又说他曾经公开说过：「你们学生有游行示威的自由，我

这个警备总司令就有下令开枪掷手榴弹的自由。」

笔者特以此相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将军哑然失笑说：「那有这回事，这完全是共产党人曲解原意，歪曲事实。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惨案发生之后，我在昆明召集各界代表开会，商讨解决的办法。因为那时师范大学与西南联大的学生，要抬棺游行；而军官总队那一班人是惟恐天下不乱的，也在磨拳擦掌，准备以『演习队伍』对付学生的『游行队伍』。

如果学生真个抬棺游行，情绪必然愤激；如果军官总队的人真个出动，行动必然激烈，后果便不可想象。

所以我在会议席上极力安抚学界代表，要他们不可抬棺游行。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你们学生说有游行的自由，军官总队则说他们有演习的自由，这样大家有自由，碰上了便成了有打的自由，你们学生又打不过他们那些丘八，岂不又要发生惨案！』

这是我在当时说过的话，共党故意曲解。」

真相原来如此！共党的书报刊物，惯于无中生有，生安白造，将他的话予以歪曲也就不足怪了。

可是，成为代罪羔羊的关麟征将军，由于昆明学潮所受的委曲尚不止此；使他愤慨的事，又接连而来。

倒行逆施不明赏罚　窃假名器以济私情

前言

关麟征将军在昆明学潮事件中，心甘情愿的替最高当局做了代罪羔羊，受到「停职议处」的处罚。因此，他虽然为这事受到敌我双方的误解攻击。由于事情真相，最高当局及陈诚将军瞭于指掌，他的原意，也只求能替蒋公分忧分谤，个人受点委屈是毫不以为意的。

他本来一心一意要以性命报效蒋公，先后曾流血两次，冒生命危险若干次。

而且那时共党倡乱如火如荼，两党已经兵刃相见于战场；各战场的表现，已不是「三月扫荡，六月肃清」那样一厢情愿的轻松容易。

在他想来，所谓「停职议处」，也不过是做戏一样，不唱这一出，可唱那一出。

这，不仅他自己作如是想，就是所有与他有关的人，也作如是想。

这种想法绝非一厢情愿，是有充份理由的：

（一）昆明事件，事实上他不应负丝毫责任；而他代人负此罪责，对中枢方面来说，他是应该居功获赏，另调要职，以补偿在昆明事件中所受到的委屈。

（二）国共全面战起，正是「齐王求将」、「萧何追韩信」的时刻，像他这样一位身经剿共与抗日两大战争中中，由中级军官之勇，到高级将领之谋；由身处劣势之稳忍，到制造战机，转移情势之猛狠，无不有独特表现的方面大将，党国干城，自会受当局重视，而作砥柱中流，派去战场独当一面。

何况中共的高级将领中，如「十大元帅」之类，十之八九是他手下的败将，中枢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将他投闲置散。

可是，事实如何呢？

以下是关将军对笔者的叙述：

他于昆明事件平息之后，蒋公在重庆召见，蒋公对他的出处，出乎他意的说：「你去接任河西警备司令好了。」

生平没有违抗过蒋公一言一行的关麟征，这一次做了「抗命学生」。

因为河西是甘肃省境的一个小镇，而且离陕西不远，就靠近他家乡。

所谓「河西警备司令」，指挥的是两个步兵师，受他的同期同学胡宗南指挥，职位不如一个整编军长。

以他凭战功做到黄埔一期学生中，第一个任集团军总司令的虎将，为党立功，为国争光的长胜将军，一下降格至此，这不是名位得失问题，而是廉耻羞辱问题。

因此他坚决拒命，请求解甲归田；心灰意冷，消极万份。

这可能是蒋公日理万机，一时忽略了河西这个小地方的职位，无论如何不应派他去的。

所以当蒋公见到他的「请求归田」报告，准了他一个月假期，让他回家省亲，蒋公亦不再勉强。

关麟征于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家乡，因成名早立，学校教科书上，久己有他的名字，故此在表面上也可说是「衣锦荣归」，夹道欢迎，万人空巷；乡人还抱着孩子请他摸摸头，说是可以避邪；求他写对联条屏的人更是应接不暇。

谁知他内心的苦闷，在那时也已到了极限。

事实上他的军权从此解除，个人事业与党国命运相同，江河日下，不堪回首了。

关将军今日对笔者谈起这段往事，虽多感慨，却未能畅所欲言。

不过，他对别人批评他「不懂政治」这句话，却语带牢骚说：

「在那段时日中，由于外人批评我关某人『长于军事，短于政治』的话，似乎已成了定评。一般对我关怀的人，也曾向我作过善意的进言，并列举事实说某某人等如王耀武这几个人，论能力与战功，均不如我，却能后来居上，飞黄腾达。

希望我也能学人家，用点政治手腕，急起直追。这种话虽然是出于善意的，我却挥善固执不肯学他人的样。

因为据我所知，这不是政治，这是权术；是一种为达升官发财目的，不择手段的下贱卑鄙；我不是不懂，乃不屑为，孟子说：「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故此我宁愿自甘暴弃任人批评，绝不作那些婢妾行为的所谓甚么军人政客。」

这倒是真的，就笔者所知，如张治中之流叫「蒋夫人万岁」，掉转头来又能叫「江青同地万岁」；如高级将领中，有人对蒋公说：「每天早晨集合附近部队，面向重庆，向领袖行致敬礼，三呼万岁」；后来也可叫「毛主席万岁」。

在当时风尚来说，这都是懂得「政治」的人做出来的事。

还有一个懂得政治的将领，他身上经常带佩着好多支名贵帕克金笔，每到参谋本部或国防部，便向那些对他有业务关系的人借笔用，用过了之后他说：「你这支笔不好写，我这支又没装墨水，咱们换一支吧。」

像这种借故巴结上级机关的人，以及明送暗送重金重礼的事，花样百出，既能维持受礼者的尊严，又可表达自己的孝敬，像这样「懂得政治」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因此，政府在抗战胜利之后，「军事政治家」辈出，党国家运，大好江山，便牺牲在这些「军事政治家」手上。

起义投降的将领中，便有不少是被誉为「军事政治家」。

这就难怪关麟征这种军人本色，遵循领袖教诲，讲求「四维八德」，只知打仗立功，只知替领袖实际分忧分谤的人所不屑为，不肯为了。

笔者读美国发表的白皮书，内中大言「蒋介石派他的庸将杜聿明前往东北」一语，曾以此问将军。

关将军说：「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杜聿明是我的部下，论学术能力，均不失为是一个好将领，精明强干，受之无愧。

惟作战经验不足，指挥大兵团与共作战的经验尤其不足，一个只能挑一百斤的人，却要他去挑一千斤，这又焉能不垮不倒？

至于徐蚌会战失败被俘，把责任完全加在杜聿明身上，也是不公平的。

如一九三六年在山西剿共之役，我任师长，杜任副师长，初到灵石，我主张先稳扎忍耐，等到共军兵力分散了再打。杜却力主出城一战，慷慨陈辞，也说得头头是道。

如果我听他的，岂不是一样的上了共军之当，被诱出城去遭到『四面围攻』的诱击战法，被共军主力以大吃小而一败涂地吗？

但我自有主张，不为他的意见动摇决心，这就是一个主将的定见定力，怎可把打败仗的责任，全推到杜聿明的身上去？」

他又说：「不过，杜聿明被派往东北，接替我任九省保安司令长官之职的表面理由，一次某巨公对我说，他也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这就有点说不过去。

如果说凡属黄埔一期便能任此职务，其它战功战绩均可不顾。那么，陈诚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岂不是凡保定生都可任参谋总长？蒋公是日本士官的学生，难道第是士官都可做总统？」

不容否认，政府在大陆时，若干人事上的是非不分，赏罚不明；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乃是造成军事上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日在痛定思痛之余，笔者重读蒋公增订之「曾故治兵语录」，及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至曾国藩所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济一己之私乎？」又戚继光所说：「有功应赏者，就是自己的仇人也要赏；有过当罚者，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要罚。」

无奈当年假蒋公「大君之名器以济私」，者，而至离心离德；可惜当权秉政者，又缺乏戚氏之公正无私，而至四分五裂。

嫉恶如仇，察察为明，乃出于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已非当大权，秉要政者的态度，何况「嫉善也如仇」，这又焉得不则！

笔者发出这种慨叹，乃是根据多方事实，并非因某一人一事而发。

抗战胜利后，众人皆知，军人中除了「土木工程系」，几乎无不受到抑压，陕西籍关麟征如此，湖南籍的宋希濂也是如此。

抗战初胜，宋被派到新疆化任军校第九分校主任，阶级是少将，一共只有两百个学生，实际上只是一个加强连，连一个步兵营的人数也不足。

宋希濂也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中对蒋公忠心耿耿，才能出众的佼佼者。

可是兔未死狗已烹；鸟未尽弓先藏。他人无功无劳，却大升特升，一班出生入死的虎将，却大降特降，当时把宋希濂气含泪顿足。

后来才由张治中进言，要宋希濂先去新疆，后来宋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兼第九分校主任，这条不顺之气，才稍为顺了一点。

以后国共战起，中枢再次起用宋希濂，重掌兵权。

但经那一下的冷水浇背，后来宋希濂在大陆被俘，人责宋为何不效法张灵甫自杀以谢领袖？但「士为知己者死」，宋希濂既找不到一个可死的知己，平心而论，他又怎么自杀得下手呢？

再如曾任多年政工领导，是特工组织天才的康泽，也是黄埔学生中的杰出人才。

既不任他接替戴笠将军逝世后的特工部门，又不用他从事驾轻就熟的政工工作，却于军情紧迫时，派他去接任战事一触即发的襄樊绥靖司令官，指挥两个破破烂烂，毫无渊源的川军步兵师。

康泽于授命之初，曾在南京军校办事处，找到关麟征，同游玄武湖，在游艇上谈起此事。

康泽问他：「关大哥！你看我可不可去接任这个职务？」

关将军说：「这不是可去可不去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去的问题。凭你的一切，去指挥两个川军师与共军作战，在利害上当然不可以去。但士为知己者死，如果这是善意的，你便应该去替校长分劳分忧。」

康泽说：「这两个川军师的战力差，不堪一击。不过，我自信组织力强，到任后可以组织民众，以补兵力之不足。」

关问他：「你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民众组织好呢？」

康说：「约三五个月。」

关将军向他开玩笑说：「那么，你写一封信给毛泽东，要他在三五个月不可动手，等到你的民众组训工作搞好了，再向你的襄樊区进军。」

过后他又正颜说：「民众只能协助军队，那能把打仗的事寄望于民众呢？」

康泽决意不去了，可是结果康泽还是去了襄樊接任绥靖区司令官。

以后因众寡悬殊，奋战负伤被俘，也未自杀成仁。

说起来这都是原因复杂，黄埔学生中，被压制得出不了气，抬不起头的人，每想到自己受尽闲气，干尽傻事，看看他人，比比自己，又怎么自杀得下手。

抗战胜利后，蒋公对黄埔学生中最信任的除胡宗南外，有杜聿明（打仗甚少）；王耀武也只打了湘西一次仗；范汉杰于抗战期间只是任胡宗南部之军长，从未打过一次好仗。

因抗战胜利后大人物都把共军看不到眼里，认为这仗谁都能打。只求将来好统御，能够随心所欲，以往仗打得多打得好的一笔抹煞，可是这四个人一个也未曾自杀，岂能独责宋、康二人。

再说「兵随将转」。经过裁军并编，私尔忘公，是非不清，赏罚不明，知人不善用，重任不知人等等事实表现，一班将领的「将气」，早就泄尽了！

等到共军打来了，平时作威作福的人，无法应付时艰，才东拉西抓，派北遣南，这班被重新起用的将领，想想自己在抗战胜利时的遭遇，他的气又怎能壮得起来？

「有敌有我，无敌无我」，已成了将领中的公开怨言。

将气如此低沉焕散，士气之不振，自是意料中事；再加上经济崩溃，生活艰苦，每月军饷，经贬值后等于废纸。等等因素三凑六合，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便是如此这般形成的。

这些琐屑事虽是题外的话，因走笔至此，也就一并写了出来。

但要证明这种感慨，最好还是言归正传，再请读者向后面看。

调徐州烟烽遍淮海　长军校桃李满门墙

前言

「枪杆子出政权」是毛泽东的名言，意思即是抓到了枪杆子，便可以抓到一切。但国府在大陆时，也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意思是说有了得力可靠的干部，便可稳定现状，开拓将来。

故此，由中央至地方，均设立各种训练干部的学校或训练班；而这种学校或训练的最高负责人，又必然是军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

国民党执政，培养国家军事干部的学府，下级干部是由黄埔而中央军官学校；高级干部是陆军大学与中央训练团。

由黄埔一期到军校二十期，都是由今总统蒋公兼任校长，另委派主任，教育长负实际训练责任。

故此，黄埔军校至中央军校出身的干部，无论蒋公任总司令、委员长、大总统，均习惯以「校长」称之，这些称蒋公的官衔，更具一种崇敬而又亲切的感情。

这种「亲爱精诚」的同学关系，与「这是革命的黄埔」的师生感情，在东征、北伐、战前剿共及对日抗战期间，都曾发生过比命令纪律更深广重大的效力。

这种传统的关系，坚强的感情，到抗战胜利之后有了重大变化。

在关系上，中央军校校长已不是由蒋公兼任，改由关麟征将军专任；至于黄埔系军人，也被其它地域性的派系，尤其是陈诚的「土木工程系」所排斥，虽非人人自危，但已今非昔比。

「天子门生」很多均感到天日受蔽，阳光不能普照，而自身难保了！

关麟征回家省亲之后，无官一身轻，住在西安休息。

特往西安城北的霍去病陵墓，凭吊这位我国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天才名将；墓前石人石马，脚踏匈奴，雄伟壮观。

想想自己在长城古北口的杀敌威名，以及剿共抗日诸役的功勋，亦为民国史上最年青的天才名将。

但是，「霍骠姚」能名流千古，乃由汉武帝信任之专。

回想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展望党国未来的前途，要与霍去病并驾齐驱于史册，万难有望，能不遗下骂名于后世，便算万幸了。

那一次他在墓前徘徊良久，感慨良多！

不日又奉蒋公电召，要他去成都主持中央军校。他素爱与教育界和青年学生接近，又自问对练兵练将有心得兴趣，而且可以与人无争，乃欣然赴任。

到达成都本校后不久，政府接受美国顾问团建议，所有由蒋公兼任校长的军事或政治学校，一律改制，委派专任校长，另设教育长。

于是，关麟征便成为自黄埔以来，蒋公以下的第二任军校校长。

当时在成都本校受训的学生，计有第廿期，廿一期及新入伍的廿二期；分步、骑、炮、工、辎、通讯各科，分驻成都的北较场（校本都设于此），南较场、西较场、皇城各区，规模宏伟，比在黄埔与南京时期，更为壮观。

另有设在各省的九个分校，其中有称训练班的，总计受训的青年军官万人以上，全由本校统辖。

他于就职以后，即对学术科之训练，及一般管教行政上的利弊得失，作一次通盘检讨研究；又往各分校校阅视察，保留固有的优点，改革缺点。

他想：今后不能在战场立功，希望能在此训练军事干部之母校立言。（按：所谓「立言」，亦应作创立制度与风气之典范解）。

有几件事是值得介绍的：

( 一 ) 「废除体罚，培养廉耻」。

关麟征带兵虽以威严著称，但他素来注意独立人格的培养，也即是「礼义廉耻」的教育。

从前不知由何时起，都有一种体罚的陋习，尤其在入伍期间，队上官长对学生，拳打脚踢，杖责掌掴，乃家常便饭。

他于接掌军校后，严令取缔这一积了若干年的陋规，学生有任何过错，均不准体罚，应循循善诱，养成知耻的德性，改取别的方式惩罚顽劣。

这一个德政打破了以往的恶习，顾炎午的日知录亦特别强调这点：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败，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其有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

关麟征之去体罚，养成廉耻耻德性，乃与此不谋而合。

所谓「知耻近乎勇」，一个军人如果寡廉鲜耻，必是卑鄙小人，胆怯懦夫，这种军官又有何用？

再看政府在大陆之败，与乎中共今日之乱，又何尝不是由于「礼义之大法己毁，廉耻之大节未立」？

「为大臣」的「无所不取，无所不为」，故「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了。

( 二 ) 「赏由下起，罚自上先」。

根据他的带兵作战经验，玩忽军长命令的，必为师长，绝非团营长；玩忽师长命令的，必为团营长，绝非连排长。

要能贯彻命令，确实掌握部队，务必法令森严，赏罚严明，层层节制，决不徇情，这样才能如臂使指，使三军畏将畏法不畏敌。

这样才能在战场上征服敌人，不为部属所征服。

但这与剧薄酷吏不同，必须做到恩威并济，畏威怀德才行。

他带兵练兵均能做到此点，接长军校，因不遵循规定而受罚的将官，便有好几个。将级官当众受企立之罚，其它人见到，自可不罚而行。

这又与其它高级将领之作风回异其趣。他人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赏由亲先，罚由疏起。

甚至上级亲信犯杀头之罪，却拿几个不相干的下级干部做代罪羔羊，高官依然高官，亲信仍然亲信。

这种事例自民国以来，不胜枚举，是非不清，赏罚不明，乃是失败的重大因素。

( 三 ) 「改革教学，时间第一」。

关麟征任军校校长，有一项上下皆知的严格规定，任何集合操课，不准迟到一分钟，违者即罚立正。

其目的养成时间观念，敏捷动作，以便在战场能准确执行命令，如期完成任务，达到「快打慢」的克敌致胜要求。

他又检讨出教育与实战脱节，一部份战术观念与战斗动作，均停留在北伐时期的老阶段，对日军作战已不合用，对共军作战尤其落伍。

相沿成习，皆因过去的主持人无对日对共作战经验之故。他本着自己的作战经验，研究心得，大肆改革。

对各种战法与工事构筑，因时因地制宜之秘诀，口讲笔记，曾完成两大著述，一名「抗日作战经验谈」；一名「剿共战术」，均曾炙脍人口，流传颇广，符合实战应用，非空洞理论的纸上谈兵可比。

并在战术思想上，提倡攻击精神，领导战场操主动；倡乡气，戒官气，养成军人务实务拙的德性，不图幸进。

鄙弃军人政客之作风，要做一个真军人，凭真本事到战场上去。打仗争优劣。

( 四 ) 「人事公平，经济公开」。

针对当时上下其手，舞弊营私的恶劣风气，以身作则，赏罚绝对严明。

由于以上种种兴革，校风为之一振！朝气勃勃，真似怒潮澎湃。

当时陆军总司令余汉谋将军，往军校视察后对人说：「看到军校情形，宛如置身于北伐军中，使人恢复信心」。

陆军副总司令汤恩伯一次视察军校与关将军私语：「雨东兄！你对军事真有独到之处，可惜我二人都被压得出不了气。最奇怪领袖只要矮子一个人，不要大家。」

( 五 ) 官僚作风，败象早露。

打败仗隐瞒，打胜仗夸大，自欺欺人，上行下效。

这种事例很多，可以使大家相信的，我可以举出一个人人能够见到，白纸印上了黑字的例证。

如何应钦将军着「八年抗战」经过一书上，对于长沙三次会战的击毙敌人数字。便夸张得幼稚离谱，说第一次伤毙敌人四万名以上。

这一仗是我指挥的，敌人伤亡虽大，数字难以估计，但绝无四万人之多。

最可笑的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来犯之敌约十万人，击毙于战场的敌人共计四万一千五百卅七员名；第三次的战果更为辉煌，来犯之敌约十二万人，毙敌五万千六九百四十四员名。

尸首数字的「精确」，连几十几个都统计出来了，好像派人将尸首排队清查点验过一样。

任何战役，照例伤的要超过死的多倍。三次长沙会战总共来犯之敌约三十余万，根据何着被我击毙的十余万，加上伤的最少也应有五十万上下，那么敌人只来了三十余万全被我军伤毙，还差约二十万日军得要由国内再运送来请我们打，才合数字，这样可笑的事情书上多着。

据说此书付印时，何将军在美国，相信连看都没有看过，就划行付印了。

易日履霜坚冰，至此种官习气已明显的带来了失败征兆，尚无人感觉，还作釜中游鱼自乐其乐，良可叹也！

是非功过看事实　附录两件证前文

说明：

关将军是事求实的作风，坦诚直言的军人本色，发表了这许多他人所不知，或他人所不敢说的内幕珍闻，每一章节，均经将军过目，亲自增删始予发表，对本文之负责态度，由此可见。

关将军对于蒋公老师仍然尊崇，惟对已故副总统陈辞修先生，在大陆统御三军时，则有不敬之处，这也是大家公认的。

在大陆时辞修先生确是毁多于誉；反之到台湾以后则誉多于毁，关将军亦有此意，并不以私人恩怨评论非。

在台湾十多年，辞修先生任行政院暨副总统任期内，确是对偏安残局，做了不少工作。如整顿吏治，繁荣民生，安定社会，功在党国；其中尤以秉蒋公之意旨完成「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已成为全世界景仰效法的典范，国人称颂的德政。

今日盖棺论定，国人对辞修先生之功过，亦是毁誉参半。

惟本文所记，正如关将军说，其旨在「前事不忘，以作后事之师」。笔者亦不过是「春秋责备贤者」，效孟子批评周公「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已。

惟陈辞修先生在大陆统军时的许多过错，是连他的亲信部属，于事后也认为是过份不当的。

当本文发表过程中，曾接到读者刘ＸＸ先生，以「柳扬」笔名写来一封信，兹将原文照刊于此： -

一　土木工程系之形成

「……… （上略），迭见贵刊谈到『土木工程系』，笔者因具有该『系』之资格。以往该系戏语，流行于军政界，虽属时过境迁，明日黄花，昔日是纵横天下，叱咤风云，曾经喧赫一时的若干高级将领不少已先后作古。徐蚌一战黄维被俘，而胡琏古宁头之役，已雪徐蚌之耻。十八年来，悠长岁月，美人与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当年驰骋南北戢场硕果仅存的中下级干部，亦不复多见矣！

民国廿二年陈诚任十一师长，罗卓英任十四师师长，两师指定在武汉整训，以后并编为十八军，陈升军长，以罗为副，同调赣南剿匪。驰名之赣州解围，使用坑道战术，击溃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畧）十余万围城匪军，在赣州东门外天竺山俘匪军各级官兵数千人，获得辉煌战果，第十八军威名，已足令共军丧胆。

五次围剿，十八军北调，担任左翼攻击部队（右翼为薜岳）， ? 北路军战斗序列，由临川、南城、广昌、宁都，直趋匪都瑞金，匪军闻风披靡。当时十八军另辖有番号攻城旅名义之一旅，旅长李延年，该旅虽与普通步兵部队同，但配备有各种步兵种武器较多，工兵使用之作业器具亦较完备。攻下赣东广昌后，李延年调升第九师师长，攻城旅亦扩编为六十七师，李树森（黄埔一期）任师长，仍 ? 十八军。

匪军西窜后，陈诚深获当时蒋委员长之器重，从此一帆风顺，扶摇直上。抗战爆发，陈由方面之寄，参赞中枢，战后出任第一届参谋总长，直接指挥全国海陆空勤数百万部队。以前由十一师十八军或攻城旅之各级干部，莫不水涨船高。

如罗卓英、周至柔、黄维、方天、霍揆章、胡琏、李及兰、曾伯熹、彭善、罗贤达，及其它中下级干部升迁者，亦恒河沙数，故时人有『土木工程』系之戏语。因土字拆开为十一；木字为十八；工程与攻城同音。如与黄马褂（黄埔）绿帽子（陆大）之戏语相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述两种戏语流传于军政界，意指各级干部，非上述两类人士莫属。

政治舞台，造成之派系，虽可以巩固政权，但亦足以丧邦。如战后之歧视杂牌，拒收伪军，整军编余，造成『有敌有我，无敌无我』的怨语，则实削弱自己，壮大敌人（共匪），局势乃至不可收拾。本人具有黄马褂而兼有绿帽子且出身土木工程系，成了乌龟变黄蟮，解甲不归田，海外渡过十九年漫长岁月，真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慨！」

二　关麟征致国防部史政局书

国防部史政局，民五十一年（一九四零年）九月出版之剿共战史，应请更正者如次：

(1) 附表六十九，西北剿共我军指挥系统表，系廿四年（一九三五）十月下旬者，与共军作战，为廿五年（一九三六）冬，相差一年时间，故有不相符之处。

廿五年十月，余被任命为第十一纵队司令官（有委任状拍照为证），当时指挥二十五师、李及兰师、王耀武师、沈久成师，共四个师，表上无记载。

(2) 由九九七页，到一千零二页，所述战斗经过，将二十五师一个师，冒险单独向北窜之共军全部突击，连续将其击溃三次，继而日夜追击，至靖远县城黄河渡口，并攻克打拉池，误书为胡宗南部。

因胡年长我八，较为持重，不肯接受余之合力将敌压于黄 2 河南岸一举歼灭之计划，因余与胡互不指挥，故而待敌接近，以二十五师一师兵力，搅阴进击，而收奇效，请参看甘肃靖远截击共军之役。

余之当时旅长张耀明及梁恺；与胡之师长李铁军、打德隆诸君，及当年许多袍泽现在台湾可以询问。总统及当时余之上级指挥官张学良将军，亦可忆及当年作战情形。

据「朱德传」三百八十六页所载，胡宗南之一个骑兵军官，将胡部队之位置及其作战计划，详细报敌，故共军北窜，避开胡部，而从本师防区经过。

胡部未曾打上，而且胡部在我右翼东北方，相距数十里，以后胡部追击，又系向东北方向追去，距靖远更远。

观共党出版之「星火燎原」四集第一页所载，共军林彪及徐海东一部，于山城堡歼胡一个师（此系共方夸大之词）。

山城堡在靖远东方一百五十公里以上，倘如剿匪战史所载，则胡于靖远与余走同一路线，岂非打余之背后乎？

靖远之役，予共军之打击甚大，因夜袭与连续追击，以致共军寝食无暇。其被俘与伤亡及弃械而逃者在二万人上下，非如战史所载之简单。

当时若胡接受余之意见，则有五个师之兵力，（归余指挥之李、王、沈各师此时皆不在靖远），大有将敌全部袭歼之可能，纵有脱漏，亦所剩无几，西安事变将不至发生。

当时领袖对余电令嘉奖，其中二语「名垂史册，有厚望焉」。今之史册，竟将此役全部遗漏。

(3) 战史上对共军兵力，亦有错误之处，共方出版之「星火燎原」四集所载之：「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山西之役）、西征（甘肃之役）路线图」及其它文字记载，证明伪一方面军一部由林彪率领，曾由陕北到静宁；一部由徐海东率领到会宁，迎接伪二方面军贺龙，及四方面军徐向前部，会合后，联合北窜。

其返回经过之路线，图上有二百户，余师为与共军激战地之一，其它路线，皆为余师截击经过之处，打拉池敌亦到过，余师曾追至此。

(4) 战史所载的，被围于靖远附近之萧、贺股匪，亦突围向宁夏方面逃窜，此段亦不确。

在余师突击时，全部共军，急于逃窜，余一师兵力，只能将其击溃，敌我从未停止；萧、贺未曾被我包围，亦未向宁夏逃窜。

观「星火燎原」四集记载，除伪四方面军外，其余皆反对渡河。敌经我师连续突击，与日夜追击，除徐向前之一部已由靖远渡口过河外，其余全部向陕北逃窜；张国焘本欲率伪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因我师追击至靖远渡口，将其遮断，不得已率伪四方面军之未能渡河者，随朱德等退至陕北，不久张遭清算，投奔中央。

(5) 战史记载，「毛匪所部，在陇东环县一带，被我六十七军王以哲部– 不断围攻」等语。

王以晢此时已与共方私订互不侵犯，此段不确。据「星火燎原」四集第七所载，张学良此时仍未通敌，力主进剿。

(6) 共军当时兵力及番号，据共方「星火燎原」四集所载，当时敌之番号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辖一军团林彪，十五军团徐海东；二方面军贺龙，政委任弼穷、萧克为贺属下一个军团司令；四方面军徐向前，政委张国焘，大权全操于张之手，与毛抗礼。

无三方面军，朱德当时为总司令，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又据朱德传记载，当时四方面军，于会宁、静宁附近时，尚有约四万人；二方面军，约一万人；林彪与徐海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往接者，兵力未详，经屡次打击。

星火燎原四集五页所载，自认当退到陕北时，全部共军不到三万人，徐向前一部约一万人，于河西被马家军消灭。

共军与胡宗南部，只布山城堡一战，胡一旅被歼，此外再未与任何军队打仗。

其所损失之二万人上下，则为遭余部打击无疑，请将各职役有关之共军番号兵力予更正。

(7) 余以二十五师一师兵力，向之突袭，及出其意表，夜间袭击，并数日连续尾追。

共军误为胡宗南部四个师，甚至将余师误为胡之一部，此亦为余敢于放胆进击预想理由之一，果不出所料，请参阅二十五师战斗经过，余未开战前之计谋。

此外关于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豫鄂皖剿匪之役，余任第四师独立旅旅长，于砖佛寺将共军之埋伏击破后，再向余家寨进剿之途中，曾经与敌数度激战，将其击溃。

其中一役，据俘虏供，共军伪二十五军军长蔡升熙（非申熙）兼前敌总指挥，被击伤旋死亡，当时曾经上报。

西安事变后，余于西安见到周恩来，周曾谈到蔡被击毙事，战史上无此记载。

又皖北砖佛寺一役，余当时团长张耀明，奋战负伤，仍裹创应战亦遗漏。

再晋西之役，战史上记载，「伪军长刘子丹，于三月下旬，被毛暗杀于雕石县之永平镇」。

阅共党星火燎原四集所载，刘系四月中于回窜陕北时，在黄河渡口之三交镇被击毙。

倘此记载属实，则当时余所率之第二十五师，以一师兵力，远离友军数百里，孤军挺入敌之中心，抗陈诚将军「汤恩伯军未到前，，不许妄动」之命，把握时机，乘机将毛泽东亲率之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刘志丹等部，数度击破，迫其败窜陕北，此段战史有记载，但小有错误。

当时据守黄河边之山西军队，早已于二月二十二日，被敌初渡河时消灭。

以后追至黄河边者，只有二十五师部队部。

又共军番号，亦请更正，彭为一方面军，下辖林一军团，徐十五军团，刘二十八军军长，名志丹（非子丹）。

史政局所编之剿匪战史「十一」将余之二十五师之作战，误书为胡宗南部；且将余之第十一纵队司令官，未列入战斗序列之表上。

反观豫鄂皖之役，战史上之纪载，虽略有不符之处，但大体上，并未减低余本人，及余部队之战绩。

因此可知，西北甘肃、靖远之役，想系因西安事变，数据遗失，事隔数十年，编篡人员，一时忽略所致，请社会人士勿以此而生误会。

附述：

曾任汤恩伯将军多年高级幕僚，文武兼资，智略过人之苟吉堂将军，所编之「中国陆军第三方面抗战」一书，其中于漳、台儿庄、长江南岸瑞昌、阳新附近诸役，对余及余之部队，过份吹嘘，不胜感愧。

然其中台儿庄一役，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时左右，于余第一次正在督师，向进犯台儿庄之敌之左侧背攻击得手之际，余指挥所之东北方约三公里，突然发现敌人数千，附战车而来，未几敌炮弹落于余之附近。

此时军团长汤恩伯将军，适与长官部高级属僚约十余人，来前方视察，正在与余交谈中，猝然发生此意外情况，当时除汤公外，若干未经战阵者，吓得面无人色！

余死影响军心，以请派兵为名，请汤公率彼等往后方。

当时余附近仅有张耀明师之一营为预备队，因伤亡只有步兵约三百人，余召其营长徐文亮（军校四期江西人），告曰：余素知汝作战奋勇，但从无机会亲眼看见，告以敌情命其切记以下数语，全营实弹上剿刀，以攻击姿态，用最快速度，向敌冲锋，不许开枪，待冲至与敌接触时停止布防。

徐营长完全依令而行，不出所料，敌误为我有预谋，亦布成防御阵势，只用炮轰不敢前进。

途再调临时归余指挥之陈大庆师，前来防堵，陈亦如徐之英勇沉着将时间拖至黄昏以后，乃转危为安。

当时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正在向敌进攻时，忽闻后方枪炮声，以电话问余？

余只好如田单之于即墨，欺骗部属，告以乃少数敌之便衣队，不久即肃清，炮声乃我军所发，令其继续攻击。

此为台儿庄胜败一大关键，倘若当时稍一失措，将使攻击部队全线崩溃，不堪想矣。

并非预得情报，亦非有何预谋，完全事出仓猝，全与汤商，两人意见一致，暂时放弃对进犯台儿庄敌之攻击，转移兵力，先行击灭此新来之敌，再作二次进攻，尔后部队行动与苟将军所述者无异。

又武汉会战，长江南岸，瑞昌城以西，亭子山、尖山坡、虾蟆洞、磨山一带之我军团之防御战，一则集团军总司令汤将军一度与体分开作战，再则苟将军亦自认资料不足，故亦有不符之处。

除战斗经过有出入外，余部并未与汤集团同时后撤。

中枢因余部于台儿庄任生攻，此役又当敌之主攻，伤亡太重，老兵只有十之二三，为长期抗战计，先行令调湘北整补，余将部防务完整移交友军，乃行转进。

约四五日后，余于金牛附近，奉命指挥其它部队，掩护武汉撤退，此时我瑞昌、阳新一带之部队，方奉命全线撤退。

再张耀明此时已升任五十二军军长，张汉初为二十五师师长，赵公武为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已调职，张发奎将军为兵团总司令亦漏列。

以上所有台儿庄以及本战役之小有不符之处，想一则系资料不备，再则或有苟将军未曾亲临不知之故，特此及之，请为指正。

我们的校长关麟征将军

「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这是关麟征将军去年应旅港湖北同乡会义卖所撰写的联语。

「老伏棍，志在千里」，雄心毫志，跃然纸上。

忝为关将军的学生及部属双重身份的笔者，自报章上读到该联语后，为之感慨万千。

最近又拜读了张赣萍兄所撰写的「共军克星」、「抗日名将」的关麟征将军两文，拜诵之余，成都北校场，南京岔路口的前尘往事，一一齐涌心头。

昔之少壮者，今亦白头，而往事历历，恍如昨昔。

对于关将军个人的得失荣枯，国事的治乱兴衰，均有如骨?在喉，不吐不快！

虽然赣萍兄所撰写者，均获自关将军亲口所述，字字真实，事事有据，的为信史。

唯对关将军主持军校校政，及兼任陆军副总司令暨军第一副练处处长任内，仅举荦荦大者。

余生也晚，剿匪、抗日两役，未追随关将军麾下，然而在关将军主政军校与陆军副总司令及第一训练处任内，欣获朝夕聆诲，至今师?未报，寝食难安，恐今生以愿难偿。

唯对关将军为人治事，以一己所见所见所得，为赣萍兄两文之续，亦为现代军史，留下雪泥鸿爪焉！

三分校接收杭州，后来归并本校

抗战胜利，捷报初传，笔者正受读于江西瑞金中央军校第三分校二十期入伍生总队（主任乃黄埔一期云南籍柏天民，后任杭州第十八军官总队总队长，及云南军管区副司令，司令由省主席兼）。

时适入伍期满，欣逢抗战胜利，即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命令，限于九月一日以前赶赴杭州担任受降任务。

「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八月卅一日下午三时，军三分校学生大队遵命如期赶抵，睽别八年的西子湖畔，「一朝竟雪胸中耻，八载还伊湖上人」。

笔者自幼长于杭州，受读杭州，如今在爆竹盈耳声中，重还三竺六桥间，生平快慰，得未曾有！

军三分校所受降指管地区，北自江苏松江，南迄浙江绍兴，杭甬铁路沿线所辖日俘、日侨，以及敌伪财经银行企业，粮秣军械仓库等，均属其接收范围之内。

事前，顾长官特假杭州省党部大礼堂召集训话，转达何总司令命令，严诫违法乱纪。

而笔者等是时均涉世未深，满腔热血，一片忠党爱国赤忱，真是军令如山，党纪似铁，严遵不渝，凭心而论确实做到了涓滴归公，绝非「刧收」。

所以后来曾蒙中枢嘉奖，全国受降接受工作成绩最优异地区，杭州为首。

杭战胜利第二年，各军分校奉命撤销，在校未毕业学生，归并成都本校继续完成学业。

时，军校校长仍由蒋公兼任，主持军政者乃教育长万耀煌将军。

是年春末夏初，军校政治部主任王钖钧中将（黄埔一期湖南人，现居台湾），奉命来杭校阅，并转达归并命令。

七月初旬，笔者等自杭州经南京乘轮溯江西上。

途经汉口，始闻万耀煌将军调湖北省主席，所遗军校教育长职务由黄埔一期老大哥关麟征将军继任。

而万将军已到汉口接任视事，闻说军三分校学生西上路过，即设宴款待，师生之谊，亲爱精诚，尤足可感可贵。

当笔者等在南京候轮启程时，驻扎下关，适逢苏北难民羣情激愤，惩殴「民盟」份子马伦等。

笔者是晚适在下关车站，自始迄终，亲眼目睹事件经过，至今印象尤深。

其时，昆明事件余波荡漾，不明真相者均对关麟征将军不谅，左派更讥为「屠夫」、「创子手」。

但明眼人自知关麟征将军只不过首当其冲，代人分劳受谤而已！

初见将军，肃然起来

既抵成都北校场校本部报到，指定以政治部对面东院为我大队营舍。

行囊甫卸，当日午后，侍从副官郭铮奉令来宣。

（郭铮军校十八期炮科，闽籍华侨，中英文俱佳，时仅中尉，甚获万耀煌、关麟征二将军信任，亦为学生所敬重，现居台湾，任职国防部，蜚声国际女声乐家申学庸女士即其夫人。）

集合中正堂前，聆听关教育长点名训话。

笔者第一次所见关麟征将军，熊腰虎背，身材魁悟，是位典型的「关西大汉」，威而既猛，乍见令人肃然畏敬。

关将军逐个点名之后，即宣布笔者等由二十期改降为二十一期步兵第六大队。

盖本校第二十期同学仅差两个月即行毕业，而笔者等在军三分校时却入伍期满，两者先后尚差两年的军官教育，实情如此，故毫无怨言，遵从命令。

我二十一期同学，除少数是本校招生者外，余多是由各分校归并而来：湖南二分校；西安七分校；新疆九分校……

此外尚有两位寮国同学，一名唐苏文，一名温那，据来自寮国友人所告，这两位同学现在寮国军中均任要职。

各方英俊，共治一炉，每当晨操时，关将军例必参予，策马而驰，绕场三匝。

接掌军校，成绩斐然

是年秋冬，即赣萍兄文中所述，军校改制，关麟征将军由教育长升任校长，在笔者记忆中，当时乃由陆军总司令余汉谋将军自南京亲来成都主持这「布达式」。

赣萍兄文中所述余将军赞誉军校的话，就是这次内容所说的。

关将军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位继蒋公之后出任校长的人，所以无论军校内外人士，均瞩目寄予厚望。

在此以前，关将军在中国军史上，早有卓越贡献；东征、北伐、剿匪、抗日，几无役不从，其对作战、练兵、将将、将兵，尤具高度智慧，炙脍口，流传颇广，符合实战应用，非空洞理论的纸上谈兵可比。

这次初膺军校校长，作育英才，威慈兼施，以身作教，为时四载，成绩斐然，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当时国内已呈一片紊乱景象，唯独军校，朝气蓬勃，上下一心，弦歌不辍，不受外界乌烟瘴气的熏染，保持一片干净土，诚如余汉谋将军所称的：「看到军校情形，恍如置身北伐军中，使人恢复信心。」的非溢美之词。

这固然是军校自黄埔建校以来传统精神的维系不坠，但也是关将军的教导有方，他的最大成功之处，就是「踏实」二字，不矜夸，不浮燥，也正是曾国藩所说的「乡气」。

他时常告诚师生：「做人求学要拙实，行阵打仗要智巧」。

壮哉斯言！

迄今违别关将军已二十有三年，但这两句话，时时荦绕笔者脑际，且奉为臬圭，受益匪浅！

四大兴革，蔚然成风

赣萍兄文中所述关麟征将军主持军校校政四大要点，确为当年军校师生严遵不渝，蔚然成风！

( 一 ) 「废除体罚，培养廉耻」。

笔者等受读军校期间，从未挨过队长的拳打脚踢，本身所受教育如此，所以后来离校到部队带兵时，也从未体罚士兵，时时以言教身教，教育士兵，盖「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关于培养廉耻方面，首要养成自尊心，所以军校每次考试，均无老师长官在场监试，这是别开生面，为任何文武学校所没有的创举。

( 二 ) 「赏自下起，罚自上先」。

记得关将军接事未久，有一次在中正堂前举行月会，那天的校值星官是技术总教官石杰少将。

石总教官是日本士官骑科毕业，与蒋公同学，每次蒋公莅临军校，必召见共餐。

由于他年老体衰，召集队伍时队形较欠齐整，并且声音喧嘈。

月会举行完毕，关校长即当众面斥石总教官，统御无方，着罚立正。

但为顾念他是蒋公同学，军中前辈，则改由教育处处长李永中少将罚站中正堂前二小时。

自此以后，每逢集会，军容井然，鸦雀无声，战战兢兢，无人再敢怠忽。

从这件小事情的处理上，可见出关将军威中施恩，法中顾情。

关校长每次京，或去东北（陈辞修卸任，卫立煌继掌东北剿总后），离校前夕，必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告诫在他离校期间，无论赏或罚，较他在校时加倍处理。

所以全校师生在他离校期间，必更小心翼翼，不敢玩忽。

( 三 ) 「改革教学，时间第一」。

学以致用，而军校所教授的就是要运用其在战场上杀敌致果。因此关校长并不注重于形式上的制式教练，而偏重于实战。

时全面戡乱军兴，他每以亲与共匪作战的经验心得，在中正堂前为全校师生口述，除「抗日作战经验谈」「剿匪战术」外，尤其对于梅花三合阵地，子母堡工事，蜈蚣阵形……等，讲解不厌其详。

( 四 ) 「人事公平，经济公开」。

关麟征将军莅校接事，先后从五十二军带来的干部计有刘世懋少将、李幼常少将、徐邦藩少将诸人，这几位均曾先后任过笔者的总队长，也都是跟随关将军多年，作战经验丰富。

其中刘世懋少将是初由东北战场参加葫芦岛会战后才调校的，据闻现在台湾仍任军职。李邦藩少将则在成都失守时，率领在校师生与共匪作战而殉战。

这几位将军，不但实战经验丰富，能作战与教学溶而为一，而且久随关将军，受其熏陶，故均是干练笃实之士，极获学生受戴。

对于「经济公开」方面，笔者可以证明，关将军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国军各部队长，克扣军纳，走私牟利，几乎无一能免，影响军心士气，莫此为甚。

而独在关将军主持的军校，师生薪饷及主副食品，按时发给，绝无拖延之事。这点，相信现在旅港的老师同学们，均能以笔者所言不虚。

是虎将亦儒将，只治军不从政

从赣萍兄文中所述，深知关将军对一般「军人政客」及「自名儒将」者，深恶痛绝。

事实上，关将军除以能征惯战称着外，尤精研易经，其草书更为获者视同拱壁，与黄杰将军的诗词，同属「黄埔二宝」。

那年笔者毕业军校时，曾蒙关校长亲赐墨宝一帧，先伯父碧玙公见及，曾誉为其草书功力不遑多让三原于右任先生，以武将中有此书法成就，为之喷喷称奇不已！

关将军对于易经与草书钻研有素，外人多不知道，这只是由于关将军从不以此矜夸于人，炫耀于世，此即关将军不同时下一般「军人政客」及「自名儒将」者之处。

年来每访朱振声兄寓，拜瞻关校长书赠朱兄墨宝：「解甲还初服，常怀楚客忧，愤挥董狐笔，正义凛千秋」。

铁笔银钩，龙飞凤舞，为之爱不释「目」，益增思怀。

关将军生平最鄙视军人面兼政客，故当其出任军校校长期内，一度中枢曾以陕西省主席职位征其出任，但他弃如蔽屣，另荐胡宗南部军长?钊继祝绍周出长陕省，这件事外人知者极少，而当年军校师生尽知。

他曾慨然对全校师生谦承：自己仅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军人，不谙政治，亦不欲从政，唯愿以一己所长，出任军职，以报党国。

语多率真，闻者动容。

而与听全校师生，咸信若以关校长出任参谋总长，必另有一番作为。

其时军校师生之信仰敬爱关校长，正如黄埔时代师生对蒋公如出一辙，所以难怪陈辞修与黄维觊腼军校，实乃深知「干部决定一切」也。

关于陈辞修命黄维图夺军校一事，实属千真万确，当时军校内外人所尽知。

公正严明，师生敬服

每届军校毕业学生，在分发旅途中，有如鸟飞牢笼，天高皇帝远，无拘无束，故屡有肇事祸者发生。

关校长有鉴于此，自二十期毕业生开始，每当学生离校，未到部队报到以前，凡有肇事者，一概开除学籍，并缉拿归校严办。

笔者等毕业典礼举行后，在离校前夕，曾有三位同学在校内合作社闹事打架，被关校长知道后，立即开除学籍！

三载苦辛，毁于一旦，由此见足关将军治军严峻之一斑。

笔者毕业者，曾被同学推选为总代表，往官邸晋谒关校长，面求增发旅费及服装被服等事。

关校长严加峻拒，事隔二十三年之久，当时关校长义正辞严的音容，历历如新。

记得当时关校长答告笔者谈话内容如下：

「每届毕业学生，均如女儿出阁而向家长索取嫁妆，多多益善，恨不得连马桶尿壶均带往夫家。

可是国家自有明文规定，何者应带，何者不带，如我身为校长者，概国家之慷，作人情之赠送，徒耗国家的财物，不但有亏职守，并且与平日谆谆告诫诸生奉公守法之言行不符。

如然，则何足为人师表？

故我宁可靳而不予，不能以国家财物博取诸生一时之欣喜。」

旨哉斯言，笔者为之语塞，迄今思及，尤感愧汗。

唯认为过去国军将领中，如关校长这般大公无私者，实嫌太少。

否则，国事也不至落到今天这田地！

笔者毕业军校后，即被分发南京岔路口陆军第一训练处服务。

斯时，处长乃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将军兼任。

未几，金元券崩溃，济南战起，国本动摇，京沪人心惶惶，中枢即发表关麟征将军出任陆军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之副总司令，同时仍兼军校校长及新兼南京岔路口陆军第一副练处处长。

当关将军自成都莅临南京受职之日，我军校第二十及二十一期毕业同学凡在京沪杭铁路沿线服务者，均奉召至京，假南京华侨招待所盛宴欢迎关将军。

军校老师随调第一训练处者计有办公厅主任吴丽川少将出任参谋长；督练官李铁醒少将为第四组组长；侍从副官郭铮时也擢升少校。

笔者等并假山西路口「梅园」闽菜馆为老师们接风洗尘。

屡传佳报，均成画饼

接着，大局急转直下，济南失守；徐蚌告急；京沪备战。

我陆军第一训练处命撤销，干部悉拨归京沪各部队，笔者被拨驻守上海第五十二军。

该军乃关将军一手所训练的基本队伍，军长一职自关麟征将军而张耀明、赵公武、刘玉章，故军中有「刘关张赵」之称（按：梁凯与覃异之亦曾任五十二军军长）。

「鼙鼓动而思良将」，当时，有传关将军出任陆军总司令；继传出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再传出任参谋总长；最后传指挥钱塘江南岸战线，但事后惜均未成为事实。

未几京沪杭相继失陷，在陷区我二十一期同学，身陷曹营，心思汉室，每偷听无线电广播，均以关麟征将军未能总绾兵权，挽既倒之狂澜，深引以为惋惜，大有斯人不出，其奈天下苍生何之感！

迨笔者避难南来，及闻关将军解甲退隐海隅，同是天涯沦落人，但格于环境，二十年来，未曾趋谒亲聆教诲。

我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期旅港同学，曾数度邀请关校长叙餐联欢，以表尊师重道之意，但均遭婉谢。

盖关校长虽不欲徒惹是非也！

关校长与陈辞修先生生前之结怨，外界人所共知，唯起因乃出于「口舌」招尤，拜读赣萍兄大作知悉。

而关将军答赣萍兄所问大陆失守，国军失败因素，字字矶珠，公允中有，二十年来从未闻过去军政负责者，有如此自责自罪之言。

由此可见关将军光明磊落之军人本色，益增令人钦佩无已！

关麟征战功掩书名– 胡实

陕西关麟征雨东将军，人皆知为我国杰出统帅，而不知为当世草书大家。民国廿八年，将军以殊动而创黄埔先例，第一位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时，即以草书蜚声军中。不过战功弥高，反而把书名掩盖了。

当时将军挥师抗战，守备湘北前线，笔者每见军书旁午，依然未忘临池。后来笔者又到所辖各军访问，亦见各级将领，无不以练兵练字并重。如张耀明、陈沛、罗奇、李棠、刘玉章诸兄，甚至以「爱经博士」著称的覃异之，都对书法有相当造诣。柳营晨试墨，虎帐夜谈兵，一时成为关集团的普遍风气。

草书，原为汉初的民间产品，并曾一度通用于朝廷。目的在将字体删繁就简，争取写作时速。这是对我国文字改革，开始进行一种大胆尝试。

不料后代各家草书，任意增减钩连，并无统一规律，好把草书向艺术发展，而不向实用发展。弄到世人对于草书发生错觉，只知好看而不好认，阻误了草书的流行机会。

近代书圣于右任，继承二千余年前历史使命，完成文字改革的未了遗愿，乃有标准草书的倡导。右老以科学方法，搜罗历代各家草书，作一综合整理，然后规定基本形式，确定标准草法。使学者临摹既有所承，读者识别亦有所本。

于是同字同草，易学易读，草书的实用价值，自能逐渐增高，成为我国文字楷书以外的另一体统。右老这种伟大抱负，在一切讲求简捷的可见将来，必有全面实现的一天。（大陆现在正流行的简体字，就是变相的推用标准草书。）将军幼受右老熏陶，选定草书为自己喜爱的书法，殆亦恢宏乡贤恩师的大志。

将军书法，用功深而且博，可谓已臻纵横碑帖、驰骋晋唐的境界。取材方面，除将历代各家草法，遍作比较研究外，对于唐代那位长沙人怀素和尚的作品，如「圣母」、「食鱼」及「千字文自序」诸帖，研究尤力。至于右老由历代草圣中所选出之「千字文」，将军亦曾下过苦工，逐字予以精心推敲。

用笔方面，将笔全部发开，概用县肘。除数尺大字所用之笔过大，须捉下端外，其余全执笔的顶尖。笔笔中锋，非功力，绝难如此。这种用笔方法，或者就是「笔力千钧」的奥秘！

还有将军数十年来每日练字所用过的纸，如果一张连一张结合起来的话，几可将整个港岛团团包住。方诸王羲之临池的池水尽墨，并无逊色。

笔者书叩将军的草书根基，蒙以东波所言「我书意造本无法」作答。其实将军写的各种中堂对联，在笔画意态上，尽系采用今草各家的期同意见，发扬颠草狂草的传统精神（但已避其过于诡异之处）并非意造而标新立异。

只是在行气章法上，才表现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绝未依傍他人门户。将军那种叱咤风云之威，刚大正直之气，慷慨磊落之怀，浩然充沛于纸墨之间，使人见字如见其人。

近年将军应旅港湖北同乡会之请，响应书画义卖办学，将作品参加香港大会堂的展出。其中一联「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为七尺宣，字大如斗。依笔者浅见，应可称为代表之作。闻将军所书，标价最高，而售出者又最多，可见一般识书人士，自有其锐利眼光。欣愉之余，特书此以示景仰。